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的发展，一九三六年九月，毛主席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一九三八年十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一九四二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这样，从一九四一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