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周恩来病了。一发病就高烧不退，直到昏迷。顾玉平说，当时，由于得疟疾的人很多，一开始时是按疟疾治疗的，但症状始终不消。直到后来经过被红军俘虏的两名原国民党军医的进一步诊断，才确诊为肝脓疡。

　　但是，在长征中，做穿刺、开刀都不具备条件，只好用冰敷。战士们从60里外的雪山上取来了冰块，敷在他的肝区上方，控制炎症不再发展。为了防止溃疡部位化脓穿孔引起腹膜炎，就用口服药停止肠蠕动，三天中粒米未进，排了半盆绿色的脓，才慢慢地好起来。

　　此时，正好邓颖超也病了。但是，她坚决要守护周恩来。顾玉平回忆说，当时，三天三夜，邓大姐一直守护在总理身边，我们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有天晚上，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173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总理病好后，邓大姐非常高兴，告诉我们，根据医学书籍记载，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极个别患者在肝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过肠子排出体外，而得以活命。恩来同志就是这种极少见的治愈病例之一。”顾玉平说，自己当时却觉得，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死。

　　过草地时，周恩来还是不能动，坐担架走。邓颖超就骑马跟在他后面。七天七夜中，周恩来又发过一次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给他注射后，烧也奇迹般地退了。

　　实际上，顾玉平说，过草地时，邓颖超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的挑夫因为又冷又饿，滑倒在了河里。顾玉平他们赶紧把他救起来，邓颖超指挥大家在树林里烧起火，想让他暖和过来，但是这位同志最终不幸牺牲。

　　邓颖超本人，也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遇险。因为骑的马惊了，她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大家都不在身边，她一个人躺在沼泽地里，不敢动。幸好后边来了人把她拉了出来。

　　“当时，天正下雨，她全身连泥带水，湿透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拉肚子。过草地的七天七夜，几乎没吃一粒米。”顾玉平说，就是这样，第三天，在过一条河时，邓颖超还坚持自己走过冰冷刺骨的河水。

　　“河水很深，水流也急，下面又有淤泥，开始时人都没法徒涉。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动员大家解下绑带，连接起来，派人牵着先过河去，系在对岸的树上，然后大家扶着绑带绳过河。”顾玉平说，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过去了，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许多伤病员，身体虚弱，就是扶着绳子也经不起水流的冲击。后来，警卫营的同志们跳下水去，站在激流中筑成一道水中的人墙，让老同志、大姐们和伤病员从他们身边通过。

　　战士们要把患病的邓颖超抬过去，但她坚决拒绝了，咬着牙，扶着战士们的肩膀，走过了对岸。

　　到草地的最后一站巴西时，邓颖超已经拖得不成人样了———终于见到了房子，大家都很兴奋。那种房子是上下两层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邓大姐身体虚弱得连楼梯都上不去，躺地上休息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蔡大姐(指蔡畅)和其他同志来看她，看见她这个状态，都掉泪了。20多年后再相见，邓大姐说，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她还专门托人捎来一块表，他一直戴了30多年，没怎么坏过。

　　长征结束，到了保安后，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上前线的要求，并缠着邓颖超，要她在周恩来面前替自己说话，周恩来终于同意了。

　　“上了前线后，我20多年一直没有与总理和邓大姐通过音讯。1960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民兵代表会议，我作为四川代表之一，有幸到了北京，并见到了久违的邓大姐。”顾玉平说，见面后，他把20多年来的工作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她说，不容易呀，20多年了，能走过来就不容易了。我们到处打听你，还以为你早已牺牲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