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4日，10架战斗机在成都机场腾空而起，飞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给日军以猛烈打击，这10架战斗机被命名为“新疆号”，是当时新疆各族群众在国难当头之际，节衣缩食捐献的抗战飞机，是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捐献运动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捐献运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历史见证之一。

    新疆民众抗日救亡捐献运动的开展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便发动了第一次抗日募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从1938年寒衣募捐、1942年文化劳军，再到1943年“鞋袜劳军”“一县一机”运动，新疆民众的抗日募捐运动与抗战相伴始终。

    现金募捐。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新疆献金运动开始，省城公务人员以12月的两日之薪捐助绥远抗日将士，军人、学生自由捐助，共募集省票银9000余万两和一批皮衣。全面抗战爆发后，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此后全疆各地相继成立分会，并在所属各地组织民众发起捐献运动，据《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载，机关团体公职人员、学生、农牧民、商人等均参与其中。从1938年开始，抗日救国后援会把抗日捐献作为经常性运动，在“一切为着抗战的胜利”口号下，新疆人民开展了广泛而热烈的募捐运动。

    寒衣募捐。1938年10月在反帝联合会秘书长黄火青的倡议下，新疆募集寒衣运动委员会在迪化成立，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先后开展了4次寒衣募捐运动，募捐所得处于全国前列，极大地支援了前线抗日。1938年10月第一次寒衣募捐共募得25万元，1939年10月第二次共募得20万元，1940年8月第三次共募得20万元，第四次寒衣募捐运动由于盛世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迫趋于停止。

    “一县一机”运动。除1938年新疆民众捐献10架“新疆号”战斗机外，1943年新疆又响应“一县一机”运动，7月组建了献机运动筹备委员会，并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呼吁各族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洪流中去，到1944年8月，共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一倍多。

    此外，新疆还在1938年发起防毒募捐运动，截至1939年12月，募得7万余元之多。1942年10月发起“文化劳军”运动，1943年4月“鞋袜劳军”运动开始，募捐成效突出，这些募捐而来的款项和物资极大地支援了前线战事。

    中国共产党在募捐运动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新疆募捐运动取得巨大成就，与中国共产党起到的重大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关注新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先后抽调、派遣党员干部100余人到新疆工作。中国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后，将宣传马列主义与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陈云、滕代远等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于1937年10月间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抗日募捐的主要宣传、组织机构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等均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领导。共产党人俞秀松牵头对1934年成立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由俞秀松任秘书长，并修改了章程，增加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内容，经过改组后的反帝会真正成了一个群众性爱国组织，“几乎公职人员和中学以上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1938年黄火青担任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并调入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部、科领导，把反帝会改组成为统一战线组织。

    以反帝联合会为主干，抗日救国后援会、妇女协会等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动员和组织各族妇女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在10架“新疆号”飞机中有1架就是“妇女号”。在教育系统，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被安排在教育厅、各地教育局、各级学校担任主要领导或教师，“在事实上把教育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一时期共产党人领导的教育界，最大的成绩是把大中小学学生从狭小的课堂、校园里解放出来，把读书与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责任结合起来，组织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国运动，募捐寒衣、钱款、深入街头巷尾宣传抗战救国。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宣传和组织，依托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等，新疆各族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和农牧民等被广泛地动员了起来，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被不断激发，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增强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自觉，是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转折点，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完全自觉提供了精神引领。抗日战争时期，瓦尔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并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是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并在此过程中对自身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系列认识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提出，也成为陆续进入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开展积极有效的抗日宣传，促进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抗日捐献运动是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以全民族共同抗日为目标，发动新疆各族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新疆各民族群众的中华民族责任感不断得以增强，陈纪滢在《新疆鸟瞰》中记载道：喀什疏勒县60岁的农民阿特汉，当问及是否知道中国和日本交战的事情时，他说道：“我们对详细情形虽然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日本鬼子是可恨的！我们当地农民都知道。回去以后一定把在大会上听到的消息传达给他们，呼尔加（维吾尔语称农人为“呼尔加”）也是中国人，也要救国啊！”疏附县18岁的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敏江说道：“维吾尔族青年们都知道国家危亡的情形，希望把维吾尔族青年们关心祖国的热情传达给国内同胞知道。”于田县的维吾尔族同胞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因为地方远，就不负起救国的责任哪！我们回去要宣传，要募款捐助政府，救了国家才能永远过太平日子。”

    在抗日救亡捐献运动中，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也得到升华，民族凝聚力爆发，1929年新疆回部八王公上书，在《回族劝告书》中写道：“我回族亦五族之一分子，国家存亡荣辱有关。敝部各王公将领爱国之心不后于人，一旦国家有事，愿征精兵贰百万，以备国防、援助政府而强我中华神州。”在迪化的献金运动中，一位七八十岁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听了日寇在中国奸淫杀戮的暴行后，眼含热泪，当场摘下佩戴的金耳环送上献金台，在场的人无不为她的爱国行为动容。和田维吾尔族农民艾沙因其家境贫寒无力捐献，愿将18岁儿子玉素甫送往前线，并称：“倘其不忠实抗战，宁死不见子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