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稼祥 疾风知劲草》节选之三 |
2008-02-03 15:5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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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仲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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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平时和行军中常有的游击作风。
到会的约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有骑马临时赶来赴会的红军军团长和政委，他们还带着一身的烟尘和泥土。第一天开会时，博古进了会场就按惯例坐到了中间位置上，其他同志则分散坐在周围。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违反李德的意志并冲着他来的，不仅会前的准备工作就排除了他的干预，会议上也只将他算作一个列席者，在靠门口的边上给他放了张椅子，使他处于一个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因为打仗，会议是晚上举行的，会场中间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煤油灯，算是会场的唯一照明光源。室内地板上还放了几个带架子的铁火盆，以增加会场的温度，并供与会者对火吸烟和扔烟头。
周恩来用目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轻声对博古说：“能来的都到了，九军团的罗炳辉、蔡树藩同志驻地太远来不了，五军团的李卓然同志一时赶不到，我们就先开会吧？”
博古推推眼镜，坐正身子说：“好，现在会议开始。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他从带来的黑色挎包中取出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他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客观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讲得很少，对主观因素也没有认真进行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任何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反复说明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继续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辩解。
紧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比较客观地分析指出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周恩来为此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归纳起来可以说，博古的报告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而周恩来的报告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站起来，也表示不同意。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酝酿研究后写成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张闻天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十九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慌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说，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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