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薄一波、逄先知担任顾问、陈晋担任总撰稿、接受采访阵容堪称“全明星”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纪录片《毛泽东》第七集之中，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罗焕章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同志，有时候谈论起来，二次世界大战的领袖，有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毛泽东，当然中国还有蒋介石。那么就其战略的高明、运筹的艺术，首屈一指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第七集、胸中百万兵》）正如罗焕章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战争运筹艺术堪称完美、从未犯一次巨大战略错误的军事领袖，唯有毛泽东。美国、苏联在战争初期都由于各种失误导致过巨大被动，在后来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英国在北非更是一度被“沙漠之狐”隆美尔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指挥中表现属于全过程极端拙劣的表现，他们防御时保守主义，“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撤退时逃跑主义，在日寇已是强弩之末的时候仍然大溃退，甚至投降敌人的兵力比歼灭敌人的兵力还多得多，丢人丢到了全世界！唯独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我装备差距最悬殊、困难系数最大的战局，却不仅从未遭遇战略失败，而且在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情况下大规模发展壮大，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反法西斯主力军队之中装备最差但是几乎全过程状态最佳的一支军队。

    值得反思的是，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在非毛化思潮影响下，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污蔑、贬低毛主席军事贡献的历史谣言。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未在对日作战中遭遇大失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战略主动。唯独新四军在皖南事变遭遇了大失败。以诋毁、贬低毛主席为己任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当然会想尽办法在这里做文章。所以，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出现了将皖南事变的灾难归咎于毛主席的“战略失误”这样毫无历史常识的谬论。实际上，早在1938年，毛主席就为新四军指明了发展方向。《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收录的毛主席三封电报，项英但凡严格执行其中一封，也不至于出现1941年的皖南事变。

    南京等地陷落后不久，1938年2月15日，毛主席就致电项陈，指出：“甲、同意十四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此时，中国南方迅速沦陷的正是苏浙皖边地区。毛主席敏锐抓住了这一战略时机，要求新四军打入敌后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力量、对日本帝国主义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体现了他迅速把握战机的洞察力和独立自主壮大革命力量的毛式战略思维。然而，从苏区时期就屡次反对毛主席正确战略的项英，却又怕日本鬼子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搞右倾机会主义，不敢深入敌后。一直对毛主席存在严重偏见的项英很可能说：“让我去日本鬼子那边打游击，老毛是不是在坑我？”项某人，你动脑子想想行不行？敌后农村日寇兵力空虚而且有大量群众，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限制和威胁，更有利于发展壮大革命军队和缩小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比靠近国民党还安全得多！主席这是在救你，不是坑你！

    1938年5月月4日，毛主席再次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多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也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可见，料事如神的毛主席敏锐察觉到了项英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军的制约严重缺乏警惕和重视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存在严重畏惧，于是耐心为项英精彩讲述了他的战略规划：第一，敌占区虽然敌人强大，但是广大农村是空虚的，可以在农村大规模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军队，避实击虚，从而逐渐孤立和包围敌人、变敌强我弱为我强敌弱；第二，离着国民党近，就会受制于人，国民党反动派最担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必定严重制约革命力量的发展——但是统一战线不能破裂，所以距离国民党越近越容易在革命力量发展方面严重受制于人，难以放开手脚独立自主的大规模发展革命力量。在沦陷区全局困难条件下制造局部优势，在困难中发现大规模发展壮大的机遇；在“统一战线”中发现“友军”的害处，制定不破坏统一战线又有利于革命军队大发展的正确战略，生动展现了毛主席出神入化的军事辩证法思维。可惜，这样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维，项英的智商根本无法理解！

    1938年6月2日，主席又一次致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枪枝可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不必多花钱远处购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主席的意思很清楚：第一，国民党反动派惨败，敌占区扩大，但是我军可以迅速利用敌人分兵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有利时机打入敌后农村发展革命力量从而逐步包围和消灭敌人；第二，现在敌人战略目标是正面而不是敌后，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战略时机，要利用这一重要战略时机给敌人背后痛击；第三，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要自力更生以战养战！

    综上所述，如果项英1938年就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打入敌后发展革命队伍，就根本不可能有皖南事变。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皖南事变完全是项英违背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才导致的严重灾难。项英对不起党、对不起新四军、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而且最最对不起最早给他提出正确战略方针的毛主席！这样一个愧对一切还在新四军被包围时私自临阵脱逃的人，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呢？

    借本文批判非毛化思潮的主题，说一些和皖南事变无关的“题外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二战结束八十周年，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果粉”和其他一切不良势力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和贬低，并对这一切不良势力进行有力回击。例如，最近有些人也不要因为久加诺夫他们的那个什么俄共十九大决议嗨那么高。笔者看了之后，极其不舒服！我在此声明：谁吹捧这个俄共决议，谁就是我不原谅的敌人！

    这篇文章两个根本错误。其中一个就是搞俄国顶峰论，外加篡改历史。实事求是的说，在20世纪，有两万五千里长征、解放人口最多、首次在同一时代实现两次根本性社会变革——世界史上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迄今为止最彻底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探索的，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五千年历史上最激烈最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大革命，是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亚于他久加诺夫提到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甚至比他提到的这些事件更具有方法论的独创性、变革的剧烈性和根本性、划时代的意义。第一个有原子弹的是美国。久加诺夫贪天之功。这篇文章的另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对毛主席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内容避而不谈、对毛主席早就做出的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历史贡献避而不提，却刻意污蔑毛主席“功过相称”（《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谎称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评价。共产党对毛泽东时代和毛主席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功过相称”！久加诺夫公开篡改中国共产党对毛主席的评价、污蔑毛主席“功过相称”，态度极其恶劣、性质极端严重，难道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恶毒挑衅吗？

    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史上敌我差距最悬殊的以弱胜强的中国人民军队战史、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防修反修……这些发生在中国的、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历史实践，不亚于久加诺夫列举的任何一件事；毛主席不是“功过相称”，而是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功绩无人可比，这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