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主席全面、系统、深刻的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认识问题。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将军和主席之间的认识差距，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太大了！彭德怀同志在我党已经是非常杰出、功绩非常卓著的元勋了，他尚且和主席相比认识深度差距如此之大。其他大多数同志，和主席相比，认识深度究竟差了多少？可想而知了。这就是主席感慨“我们党内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很多老干部思想上还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以及叶剑英感慨“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追随愧望尘。”的原因。

    主席给彭德怀的信，全文如下：“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给彭德怀的信》）

    可见，主席耐心向彭德怀讲述的内容，实际上核心思想就一个：是坚持无产阶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阶级斗争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

    第一，主席指出——没有脱离现实政治需要的民主。所以主席强调：不能抽象的讲所谓的民主，要联系抗日战争的政治实际情况，“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谈民主——“民主是为着抗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斗争实质就是阶级斗争。抗日政治斗争，实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阶级斗争。所以，必须从抗日政治斗争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围绕着抗日阶级斗争实际情况讲有利于抗日政治目标、服务于抗日政治目标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谈“反封建”的民主。可见，主席在耐心劝导彭德怀像他一样实事求是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中国政治实际、研究当时抗日的阶级斗争。

    第二，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没有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自由，只有服务于阶级斗争实际需要的相对的自由。主席强调：“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可见，所有和自由有关的政策，都是为了服务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阶级斗争、争取抗日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都是为了实现抗日的人民在阶级斗争中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不是为了抽象的、不划分阶级的“思想自由的原则”和“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有日寇和汉奸的自由、团结、发展，就不会有抗日人民的自由、团结、发展。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第三，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没有无差别的、超越阶级的自由，必须剥夺阶级敌人的自由，对敌人积极开展阶级斗争。所以主席指出——必须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主席还严厉批评了当地对阶级敌人镇压不力的问题。主席指出：“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可见，主席严格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第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没有无差别的平等，不能不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不能脱离阶级分析法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所以，主席坚决反对谈不划分阶级的抽象的“平等”。主席精准指出，“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是不对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主席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正如主席所说，当时中国内部存在剥削阶级、存在不平等，但是各阶级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为了暂时共同的阶级利益，才联合了起来。这时还不能消灭剥削，还存在“己所不欲，必施于人”。所以，主席教导彭德怀认清这时“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的实际状况。正是因为如此，这时谈抽象的“平等”是根本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见，主席在教导彭德怀用阶级斗争观看问题、用阶级分析法分析问题，不能抽象的谈脱离实际的“平等”。

    第五，主席教育彭德怀——必须从阶级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主席还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根源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主席深刻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席深刻指出——存在战争，存在和阶级敌人的对抗性矛盾，己所不欲，就要施于敌人；保存自己，就要消灭敌人。主席还指出——存在商品经济，也就是存在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就存在“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因为存在这些，就存在个人需求和社会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土壤。只有随着社会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主席这时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掌握已经炉火纯青，而且对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理解和掌握的炉火纯青。

    第六，主席总结——总之，我们的一切行动为的是抗日政治目标，为的是在一定阶段内服务于我们的阶级利益，必须在抗日的阶级斗争之中弄清楚自己的阶级立场。主席精准指出：“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这就清晰的规定了我们的阶级斗争政策：第一，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改善工农群众的地位和生活；第二，根据斗争形势，把握抗日这一主要矛盾；第三，严格划分阶级界限，不要幻想超越阶级的“平等”。可见，主席从当时中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利害关系，从而精准制定的阶级斗争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