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战陕北淋漓尽致的体现了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大智大勇

    转战陕北之所以经典，就经典在了艰难中取胜。艰难体现在哪里？西北我军是全国所有人民解放军中和敌人兵力差距最为悬殊的一支。西北战场，敌人25万，我军不到3万。胡宗南的部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装备先进的很。西北野战军和敌人的武器装备差距悬殊程度也是全国解放战争各大战区之中最为明显的。

    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确实是大智大勇。主席的大勇，在于亲临最危险的战局、指挥最危险的战争，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主席的大智，在于善于利用陕北熟悉的地形、足够雄厚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周旋，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大智，在于做了“两手准备”，他自己亲自带着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具体指挥西北战局同时遥控指挥全国战局，并让朱德、刘少奇赴华北主持全国土改工作和华北战局；大智，在于选贤任能，任命善于打恶仗、硬仗的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从而保证了一封封毛氏风格战略战术电报在“彭大将军”有力的贯彻执行下顺利变为现实；大智，更在于主席不让各路大军“赴陕勤王”，亲自牵制敌人大量兵力同时，又亲自具体指挥了战略反攻，趁着敌人中部空虚，号令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开展“三军挺进中原”，反将了他蒋介石一军。

    “身为最高统帅，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全将己身当作战略棋子运筹帷幄者，古今中外唯有毛泽东。”（《中国有个毛泽东》：《九、以谈对谈，以打对打》）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场伟大战役之中！

    二、转战陕北初期，毛泽东从容镇定的指挥我军转危为安

    毛主席极其精明的强调——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在放弃一些地方之前，也要组织一定的反击，以牵制和消耗敌人，这样有利于军队顺利转移。所以，主席也亲自做了保卫延安的部署。主席致电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寅齐，即3月8日。)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3月13日，当胡宗南发动对延安进攻的时候，“保卫延安部队依托既设阵地，节节抗击进攻之敌。” “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就这样，抵抗部队为我军有效撤离延安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在战斗初期，我军掌握了基本的主动权。

    主席讲：“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不愧是“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大战略家。敌军进攻延安，他在这样的紧张战局情况下，还关注着内外线配合作战的问题。

    即将撤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讲了全国战争的形势，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目前的情况，还要求对撤出延安问题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可见，正是因为毛主席坚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他决定撤离延安。也可见，撤离延安之前，毛主席坚持了统筹兼顾、注意了干部和群众情绪。

    主席讲：“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说的话，实际上就确定了存人失地的战略和一边打圈子一边歼敌的战术。彭德怀后来就是按着主席的这个正确思想执行的主席的各种具体指示。

    3月19日，“参加保卫延安作战的部队，经过六天的战斗，歼敌五千人后，主动放弃延安。”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再次讲到：“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可见主席清晰的又一次说了他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吸引和牵制敌人，配合全国作战。主席就是主席，自身处于这样危险的环境，仍旧镇定自若、精打细算，不仅没有要求其他各路将帅“赴陕勤王”，反而自己带领和敌人差距最悬殊的西北野战军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全国其他战局。主席作为大战略的高瞻远瞩、雄才伟略，作为军事统帅的用兵如神、指挥艺术炉火纯青，在这里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3月21日，毛主席“率中共中央机关由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涧县高家崄，在这里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如此紧张的环境下，毛主席还不忘记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真的是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战略天才。23日，毛主席“批准彭德怀、习仲勋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围歼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的部署。”（《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实际上，这一部署就是彭德怀按照毛主席关于运动战略和打圈子之中歼敌的战术指示所提出的。按着这一部署，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打了一个痛痛快快的歼灭战，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主席紧抓战局，指出“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这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3月27日，主席致电彭德怀，强调了陈谢兵团配合作战的问题。主席对于陈谢行动缓急问题考虑的很周全：“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谢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知己知彼，缓急有度，为充分吸引敌人而迟缓陈谢行动，把部队的行军速度都计算在内，主席果然是算无遗策！主席自身处于最危险的陕北，但是胸怀全国战局，他敏锐指出：“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李(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毛泽东作为全军统帅，亲临最危险之处牵制敌人，亲自指挥最危险的战争，为其他各路大军争取战略主动，同时指挥了全国战略大反攻，岂非古今中外领袖之绝无仅有哉？！

    同日，主席致电贺龙、李井泉并告彭德怀：“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果然是辩证法大师。在二十五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敌我人数和装备差距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主席还能看到陕北群众基础、地形地势的优势。这就是实事求是、知己知彼。

    3月28日，毛主席做了关于陈谢大军威胁胡宗南侧后方、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的部署。主席首先强调了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坚持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要在乎一城一地得失：“陈、谢率主力四个旅日内西进，并令十二旅(二十三旅)在后跟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同时王率二十二旅及地方兵团攻占翼城、绛县。然后全军相机逐一攻占乡宁、吉县、蒲县、汾城、襄陵、万泉、荣河、猗氏、临晋、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故上述各地于占领后，应交地方部队及工作人员管理，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一些无法巩固之地方，只守可能巩固之地方，而主力则准备使用于他处。”（《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这不仅给他们规定了战略方向，而且给他们规定了坚持歼敌为主、占领地区为次的具体战役战术方针。

    4月2日，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强调了我军歼敌需要采取的战役战术：“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也是精明的战术家、战役指挥家，他这里清晰的说明了歼敌具体战术。主席指出：“此次我在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但只要敌前进，总有机会歼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可见，主席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经验教训。当彭德怀、习仲勋复电主席，说明“对敌人此种小米碾子式战法，须耐心长期疲困、消耗它，迫其分散，寻找弱点歼灭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的时候，主席回电讲：“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这就是将帅协谋。彭德怀在毛主席指挥下，以少量兵力和敌人周旋。胡宗南兜了好几个大圈子，被我军耍的晕头转向。战役战术上重视敌人，但是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因为敌人代表腐朽、落后的势力，必然会失败。4月9日，主席很自信地指出：占领延安，“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4月11日，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这就做了运动中歼灭敌人的部署。按着主席的部署，西北野战军取得了羊马河战役的胜利。“留守瓦在堡之一三五旅南下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西北野战兵团迅速将其包围，经八小时激战，全歼该旅四千七百余人，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二个胜利。”（《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这是一个扎实的歼灭战。主席非常自信的评价这场战役说：“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对于这场战役，主席的指挥极其精准！主席领导下，我军就像站在山顶俯瞰猎物的猛虎一般，敏锐、精准的瞄定猎物，之后迅速出击，实现捕杀猎物目的。蒋匪军则像羊群鹿群一般束手无策。

    主席给西北战场做了比较详细的战略战术部署，清晰的论述了运动战略在陕北的具体方法——蘑菇战术。第一，主席强调，必须“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继续消耗和疲惫敌人：“敌现在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压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主席指出：“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充分证明，主席不仅是战略大师，也是战役战术大师。按着主席的部署，彭德怀、习仲勋做了部署。主席告诉他们：“牵制敌人主力，疲劳与动摇其军心，各兵团准备继续困扰敌人的部署甚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可见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之间的默契。

    4月26日，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首先强调了在陈赓军的有力作战下，董钊军可能南撤，主席指出：“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玉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27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主席：“董钊、刘戡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窑堡，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窑堡东南及西南，围歼蟠龙之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5月2日，主席致电彭习：“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之后，对国民党军后方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突然发起攻击，我军取得了蟠龙镇大捷。

    这就是主席亲自指挥下西北我军的“三战三捷”！

    三、毛主席决定乘胜扩大战果，西北我军转危为安、开展战略反攻

    主席不仅具体指挥陕北战局，也抓紧部署着全国的战略反攻，在致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电之中，主席强调：“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可见，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主席就亲自指挥了全国战略大反攻。

    随着我军三战三捷、局势逐渐好转，主席做了主动出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的部署：“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西北野战军于是出陇东作战，并收复了环县。

    主席紧抓战局，在6月22致电彭习，说明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战术方法：“三边敌力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主席对战局抓的极其细致、具体。主席讲：“你们打三边时除注意攻坚外，应部署强大力量准备于其逃跑时歼灭之。此外，请注意每次作战集中全力只打一点，得手后再打第二点，哪怕是打一个团也是如此。这样可保证全歼，且常保有余力在自己手中，足以应付意外情况”（《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在主席的具体指导下，西北野战军成功收复三边。

    主席还鉴于胡宗南军六个半旅于二十七日南撤，致电彭德怀，指示他“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之后，主席抓紧战局，再次致电彭德怀：“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驿、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之后，极其擅长分析敌人动向的毛主席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再次致电彭德怀：“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绥、清，指陕西绥德、清涧。)间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按照主席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以二纵队沿咸榆公路西侧追击，九月二日进至清涧以北之九里山、石咀驿一线阻击敌人；主力沿咸榆公路以东追击。”（《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毛主席抓战局如此紧、如此细致，又对敌人的动向如此了如指掌，甚至考虑了这一军事行动对于全国战略大反攻的意义，真不愧是上通战略、下通战役战术的全能军事家！

    9月1日，主席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48章，1947年，五十四岁。）可见，具体指挥西北解放战争的毛主席丝毫没有放松对全国战局的具体指挥，他亲自号召全军此后任务就是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发挥我军的指挥艺术和利用、制造敌人的弱点实现我军对敌人的大反攻，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