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月27日凌晨3点多，在阿里高原指挥抗击特大雪灾的孔繁森忍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在工作笔记上写下四点交代；270多天后，在世界屋脊上三次大难不死的孔繁森，在新疆考察途中突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

    “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痛的（得）怎么也睡不着觉。我是在海拔近6000公尺的地方给你写的信。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侧（测）风云，我有一事相托。万一我发生了不幸，第一，你不要难过。第二，你给地（委）行（署）领导讲不幸的消息。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的母亲和家属孩子知到（道）。第三，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报平安的信。第四，我在那（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那（哪）里。切记切记！”

孔繁森在工作笔记上写下的“遗书”。（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 供图）

    这是一段什么文字？字字句句充满沉重的托付和对生命的惜别。这是谁留下的文字？字里行间洋溢着家国情怀和英雄豪情。这是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西藏阿里原地委书记孔繁森在1994年2月27日凌晨3点多，在超高海拔的阿里高原上，在指挥抗击特大雪灾的寒冷帐篷里，忍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在工作笔记上给当时不在身边的勤务员梁福兴写下的四点交代。这份不是遗书的遗书，彰显了“赤诚、担当、大爱、无我”的孔繁森精神，传承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和红色基因。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这段文字背后的感人故事。

    1992年11月，正当山东援藏干部的总带队、时任拉萨市副市长孔繁森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即将告别高天圣土，回到他深切眷恋的鲁西平原，与日夜思念的白发老娘和妻子儿女幸福团聚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党委作出了让他留任阿里地委书记的决定。“咱是党的人，服从组织安排”，孔繁森再一次舍小家、顾大家，走向海拔更高、离家更远、环境更恶劣、任务更艰巨的阿里高原。

    1994年2月，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大雪灾突如其来席卷整个阿里高原，让广大还没解决温饱的阿里藏族群众雪上加霜。

    灾情就是命令。孔繁森安排专员负责与自治区的汇报和联系，自己带领救灾工作组用推土机开路，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在第一时间深入受灾最严重的革吉、改则两个县，看望受灾群众，发放救灾物资和资金。看到瑟瑟发抖的乡亲、冻饿倒毙的牛羊、空空的糌粑口袋、冰凉的锅灶，孔繁森心疼得流出眼泪。看到缺衣少穿的牧民，他把自己的毛衣毛裤脱给他们；看到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他把自己身上仅有的现金掏给他们。还是身边同志把他送到一个兵站，帮他找到全套的棉军装、军靴，才使他避免了严重的冻伤。

    孔繁森一边安排向上级汇报灾情，争取救援，一边走村串户慰问群众。他鼓励干部群众说：“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已经知道了咱们的困难，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困难是暂时的，有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定会战胜雪灾，恢复生产，过上好日子！”孔繁森就是这样一个面对人民群众的疾苦转不过脸、扭不了头的人，所以才有了为藏族老人暖脚、吸痰的感人情景，才有了三次卖血抚育藏族孤儿的动人画面，才有了下乡长期不离身、为群众免费送医送药的小药箱！

    一连十几天，孔繁森走进一座座帐篷，走向一个个牧场，把每户牧民受灾的情况都记在笔记本上，把每位群众的困难都记在心上，把每份救灾粮款挨家挨户送到牧民手上。这些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灾，更没见过这么大的“奔布拉”（藏语，汉译为“干部”），他们合掌感谢，连声赞叹：活菩萨，活菩萨！他们哪里知道，这位活菩萨其实是强作欢颜、多病缠身，只是凭着“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干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跟前”的责任感强撑着，顽强拼搏在抗灾斗争的第一线。

    从他的日记记录上可以看出，2月26日下午，他到达海拔5700米以上的革吉县却藏乡，那儿已经下了七天雪。雪最大的地方到膝盖，深的地方能没腰。却藏乡只有2个村，一村冻伤群众8人，其中3人起不来，尚无人死亡；二村15户，13户要求搬家，牲畜死得差不多了，要求钱买牛，每头牛600-800元。需要解决油料，搬家转场。

    不仅如此，他还把二村15户受灾情况都一一记了下来——

    1、罗布旺扎：存栏山绵羊170只，牛21头，马一匹。雪灾死亡山绵羊95只，牛死16头，马死1匹；

    2、昂典：山绵羊65只，牛18头，马2匹。死亡山绵羊45只，牛死14头，马没死；

    3、次珠：山绵羊275只，死200只，牛21只，死11头。

    ……

    14、嘎尔玛：山绵羊170只，死130只，牛15头，死9头。

    15、昂增：山绵羊25只，死15只。牛4头。

    孔繁森扎实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对百姓的关切，事后回忆起来都非常感动。

    26日晚10点多钟，他带领工作组到达盐湖区。5个小时后，也就是27日凌晨3点多，身心交瘁的孔繁森倒在了一顶牧民的帐篷里。长时间的高原反应、超负荷的体力消耗，让本来就患有高原心脏病、高血压的他感到头疼欲裂、胸闷气短；加上几年前岗巴坠马、拉萨车祸造成的身体损伤，年近半百、有着医学经验的他有一种“濒死”的感觉，预感到“死神”在步步逼近。援藏十年，孔繁森已在被西方医学界称为“生命禁区”的环境里，闯过了两次生死关。他不怕死，但不能死，他还有很多的事没做，他还有很多的话要对组织和亲人说，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别人处理起来，也好有个“依据”。他挣扎着起身打开手电筒，在工作笔记本上给这次随他一起下乡的勤务员梁福兴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然后摊在醒目的地方，以便让明天一早醒来的小梁看到。

    这哪里是什么交代，这分明是提前写好的遗书啊！从这篇字迹略显潦草、标点不讲究、还有几个错别字的遗书看出，孔繁森当时的身体是多么痛苦，心情是多么复杂，他对党组织充满信任和依恋，对老母亲充满思念和牵挂，对妻子儿女充满留恋与不舍。四条交代的第一条，考虑的首先是别人，劝和自己朝夕相伴的小梁“你不要难过”。然后是想到组织，要小梁向党组织汇报自己在这次救灾之中的所作所为。这个“要讲”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自豪和坦然，后边的“不要讲”“不要让”以及写信报平安的“善意谎言”，是这位公私无法兼顾、忠孝不能两全的人民公仆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办法的办法。他明明知道，万一发生不幸，瞒是根本瞒不住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还是希望这个悲痛的消息让老娘和妻子儿女知道得晚一些、再晚一些，对他们的伤害和打击小一点、再小一点，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了。最后，他才谈到自己，作出了“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的临终交代。

    此时此刻，正值农历正月十八，热闹的元宵节刚刚过去。即将五十岁的孔繁森一个人在高原的寒夜里，思念着家乡的亲人，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读到这里，我想起整整三十年前，一位县委书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身边的同事也作了同样的交待：“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就是孔繁森的山东老乡焦裕禄，两个人的出生地聊城市东昌府区和淄博市博山区相距不到230公里，两个人的从政时间整整相隔30年，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初心，一样的追求，一样的拼搏，奋斗至死、念念不忘的，是和自己奉献的土地在一起，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在这篇遗书被评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的鉴定会上，有位评委一边读着这段话，一边哽咽着说：“有这13行文字，孔繁森足可以千秋！”这段只有百余字的遗书，字字句句包含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铁骨柔情，字里行间充满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奋斗壮志。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是坚强的意志、是顽强的生命力、是没有实现的理想、是没有完成的使命让他没有倒下，重新站了起来，带着这份没人知道的“遗书”，在茫茫雪原上奔走了60多天，把一行行坚定又温暖的脚印留在牧民的帐篷前。从他工作笔记上的记录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休整歇息，而是马不停蹄地继续奔波跋涉，第二天的下午，他已经到了改则县康托区的救灾现场。经过2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孔繁森带领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创造了特大自然灾害下，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的奇迹。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9个多月后，孔繁森在这个惊魂之夜所担心的“万一”，还是不幸发生了。在世界屋脊上三次大难不死的孔繁森，倒在了为阿里人民谋幸福的征途上。这份写在笔记本上的遗书，最终在整理遗物时被人发现。孔繁森从1994年2月26日写下这份遗书，到1994年11月29日在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境内发生车祸不幸遇难因公殉职，仅有276天。他在生命中的最后15天，为阿里打开了向新疆全面开放的大门，解决了制约阿里地区发展和民生的交通、能源、粮食、外贸以及干部退休安置、子女上学等十三个重大问题，把初心定格在为阿里人民谋幸福的路上，践行了他28年前写在入党志愿书上的铿锵誓言。

    本来孔繁森应该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的奖章，但他因为工作需要放弃了进京机会；本来即将离任的他完全可以等待组织的调令，不必亲自出马到新疆联络求援；本来赴新疆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不用再改变行程去口岸考察边贸……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踏上为阿里人民谋幸福的漫漫征程，践行了他“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我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块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的铿锵誓言。殉职前7天，他在给中组部一位老领导写信时，说自己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组织上让我留在西藏，我打算把家属调拉萨工作几年，一来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二来我收养的两个孤儿可让家属给他们做做饭。如果让我调回山东，我准备把两个孩子也带回去。他表示，组织一天不让我动，我就干好一天！我一定注意身体，努力为阿里人民多作贡献。可惜，一周后，他就不幸离开了他挚爱的土地和人民，离开了他魂牵梦萦的亲人和故乡。

    他忘不了在山东的一个上午，阳光透过一棵千年古桑树洒落在一块老匾上，满是岁月沧桑的匾上，有清康熙年间东昌府夏津知县朱国祥手书的“心追召杜”四个端庄遒劲的大字。当时孔繁森还是聊城地区林业局的局长，到邻近的夏津县黄河古道参观林业生产。走进古桑树群，当地领导告诉大家朱国祥担任知县七年间，勤政廉洁、鞠躬尽瘁，采取宽大开放的垦荒治沙政策，惩恶恤弱，安置灾民，让百姓息讼罢争、安居乐业。最后，这位百姓感恩的父母官擢升为东昌府知府并累死在任上。去世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家家祭祀，并逐渐形成了“先拜朱知县，后拜老祖先”的习俗。在这一带的百姓心目中，朱知县是真正的“父母官”。讲故事的人没承想，他为大家讲述的这个朱知县，给在场的孔繁森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冲击。受文化水平所限，讲述人说不出“心追召杜”这个词所蕴含的寓意，但孔繁森却把朱国祥的名字和他题写的这四个字，刻在心里带了回来。

    做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孔繁森从小确立的目标。他经常背诵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十里八乡都知道孔繁森对父母的孝顺、对老人的尊敬，到了西藏之后，他依旧把藏族老人当作自己的长辈来对待。有一次，孔繁森的妻子王庆芝到拉萨看望他，为他包了他最喜欢吃的韭菜猪肉馅儿包子，孔繁森下班手都没洗，拿起包子就往嘴里塞。此刻，他想起敬老院的老人们，他们活到七老八十也没吃过这样的发面肉包子啊（藏区没有发面的习惯，更没有包子这种食品）。于是，他叫来司机，把一大锅包子全部送到郊区的敬老院，那些老人们一边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大包子，一边感动得流泪。

    就是有了这种“一事当前，先想别人”的利他主义精神，七十岁的藏族老人才称这位五十岁的山东男人为“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他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被藏族群众称为“活菩萨”，他的照片被供奉在百姓家中的佛堂和庄严的寺院里。为什么他赢得那么多人的爱戴？因为他心疼了那么多的人。

    这是什么品格？这就是视百姓为父母，以边疆为故土，“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无我品格；

    这是什么意识？这就是一位汉族干部把西藏老人当作自己老人，把西藏孩子当成自己孩子，把西藏土地当作自己家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