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荣律师听后，感到她根本没有把起诉书看懂，也不知她有意或无意地在这些地方作无关的搅缠，就向她提示和解释道：“当然，‘酌转’或‘呈江青’这只是说明你同林彪、或和康生有过联系，还不能证明你有罪。但是，关键要看你替林彪‘酌转’的材料内容是什么？以及康生给你写的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林彪要将这些材料交给你‘酌转’，康生又为什么写信给你，而你的态度是什么？其中很多问题与你有关。你要辩护，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才行。如果只抓住‘酌转’或‘呈江青同志’这些小地方来进行辩护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江青再次叫起来：“我不要什么‘好处’。”

　　朱华荣感到也许用“好处”两字引起了江青误会，于是改变表达方式说：“这样辩护是没有抓住重点，没有说服力的，必须要面对其中有关联的重要问题。”

　　江青考虑了一下，说：“康老写给我的八大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他自告奋勇写给我的，我并未向他要过，当时我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九大会议，我对八大中央委员情况不很熟悉，曾向总理要过名单，康老知道了，因他熟悉情况，就写了两份材料，一份交给了周总理，另一份交给我了。我收到这信很紧张，我交给毛主席，主席拒绝看，我就问，是否找总理，主席答应了。我就去找总理，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有事。我见到总理说：康老有一封信给我，总理看后说：给我的信，内容也是一样的。我问：你怎样处理？总理说：去问一下康老并当着康老的面，烧掉！我俩就一起去了……”

　　跟着急忙辩解道：“这是一种正常的工作关系，谈不上犯罪。况且，‘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人，这是中央决定的，而从起诉书上看起来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中央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并不是我，而看起来好像全是我……”说到这儿，江青稍作停顿，突然又瞪起眼睛对律师喊：“如果你们完全相信他们这种说法、这种指控，怎么能帮我辩护、替我说话呢？比如说，说我同林彪一起谋害毛主席，你们相信吗？”

　　9时50分，江青要去卫生间。

　　利用江青去卫生间这段时间，两位律师交换了一下看法。江青对这次审判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她认为她只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有错，无罪。因此她坚决回避起诉书所指控的具体罪行。如果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没有新进展，就适时结束这次会见。

　　半个多小时以后，江青才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同林彪一起谋害毛主席，你们相信吗？”她的脑子很好，去卫生间后的第一句话，和去卫生间前的最后一句话，一字不差。

　　“……我的身体不太好，如不能讲话时，要有人代我讲话的，我的脑子受过伤，血压也不稳定，时常发作，脑力、体力上过分使用是不行的。所以需要有人帮我讲话。”她要求律师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帮她说话，作她的代言人：（1）在法庭上记不起词时；（2）当自己发病不能讲话时；（3）情绪紧张，控制不住自己时。

　　傅志人律师决定给江青做法律启蒙。为了慎重，傅律师先归纳了她的说法，他说：“你说你身体不太好，有时讲话困难，因而要有人代你讲话，而且最好按文字材料说。是这个意思吗？”

　　“是呀，是呀。”

　　“看来有必要向你做个解释。你所说的让律师以你的名义，按你的意思，作为你的代言人进行诉讼，是民事代理行为。现在向你提起的是指控你有罪的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没有代理制度，而且绝对不允许有代理行为出现。即使在当事人因健康等特殊原因不能出庭时，审判可以延期也不允许任何人代理。这是因为，第一，刑事诉讼要决定被告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第二，被告人的陈述是刑事证据的一种；第三，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是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以上三点决定了刑事被告人是有着严格的个人性质的，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也代替不了的。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