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陈伯达说。

　　“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吗？”律师问。

　　“没有。”陈伯达说。

　　“那好，就谈谈你对起诉书所指控罪行的看法。先说决定批斗刘少奇问题。”律师说。

　　“关于决定批斗刘少奇的问题，”陈伯达开始说：“检察院起诉书说是我与江青、康生决定的，我不记得参加过这个决定……我再声明一下，我想过很多天，我不记得参加过这个决定……江青他们要搞他，我并不知道。”

　　接着陈伯达说：“如果说这事，我完全没有参加，那不是的。但参与这事的不止我们三人……说通过我了，我也马马虎虎通过了，但参加‘决定’，这事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陈伯达又说：“我对这事，不想摆脱责任，因为你参加了这个会，就算你参加了决定，当然也是可以的。”

　　这些话给人的印象是陈伯达从不认罪到认罪的转变过程。其实他始终没认罪。

　　陈伯达谈的第二项罪行，是由他一手炮制的冀东冤案。开始阶段，他对此矢口否认，说：“我没有说过关于冀东的那些话。”然后又改口说：“起诉书说我说过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些话是从我口里说出来的，当然要负责，搞了这个大的惨案，我要负责。”接着又提出怀疑:“所谓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我讲两句话就算煽动？问题是那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就不知道……我的眼睛不行了，看见有人证明我在冀东造成几千几万人死伤，请……法庭考虑要不要他们的证明。”

　　这些话表面上看是矛盾的，语无伦次的，给人似是而非的模糊印象。但实质只有一个，就是拒不认罪。

　　此外，陈伯达对起诉书所指控的诬陷迫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也均持同一态度：以不记得为名，拒不认罪。

　　陈伯达对起诉书中所列罪行的认识，只有一项例外，就是以炮制《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代表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看来，要让陈伯达认罪，非有过硬的证据不可。

　　为什么陈伯达持这种态度呢？

　　陈伯达胆小怯懦，贪生怕死，与其说他是在与法庭对抗，不如说他要保命。按常理想要保命，就应该主动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而不应该采取对抗的态度。陈伯达之所以采取了有悖常理的做法，是因为他有一个认识误区，更是当初他们“搞专案”，执行政策时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以己度人，认为法庭也像他们一样，把党的政策当作骗人的幌子，于是便硬着头皮采取对抗的态度。

　　1970年9月6日，庐山会议结束时，中央宣布对陈伯达隔离审查。从此，这位昔日排名第五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便从他政治生涯的颠峰一落千丈。但有着多年党内斗争经验的陈伯达，虽有失落感，却无恐惧感。因为按党内斗争的惯例，是不会把党内问题转化为司法问题处理的。这样，只要他人还在，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时日。但是，当他收到特别检察庭的起诉书副本后，陈伯达的病房里便一改往日之平静。他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精神恍惚，时而自言自语嘟囔些什么，时而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半夜还传出陈伯达的哭声。尤其是在11月17日，当他收到法警送达的开庭传票时，他感到好像末日来临，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惶惶不可终日。当晚写材料时，精神状态十分异常。说电灯不亮，要添加蜡烛，点了一支，不行；又点了一支，还嫌不亮，又要煤油灯。当晚服了三次安眠药也未能入睡，血压持高不下。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求马上见律师。

　　11月18日上午10时律师甘雨霈、傅志人赶到复兴医院。先由负责监管的霍同志把陈伯达的现状作了介绍。然后，两位律师对陈伯达目前的心理状态，作了分析：一方面是他的畏罪情绪严重，思想压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