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20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起诉书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①第11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而江青等10名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①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

　　起诉书共2万余字，指控的犯罪事实分四大部分：一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23条具体内容；二是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有15条具体内容；三是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6条具体内容；四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有4条具体内容。总计有48条具体犯罪事实。②

　　（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 策动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篡夺领导权。林彪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并煽动迫害领导干部，说：“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张春桥在上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还说：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2. 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叶群捏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张春桥则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蒯大富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后，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又煽动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江青直接控制并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直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3.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署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名，有88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29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4. 陈伯达、谢富治和吴法宪利用1967年11月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