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林彪、江青反革命分子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和姚文元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姚文元诬陷南京群众张贴大标语反对张春桥是“反革命”，并说：“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指使鲁瑛派人到天安门广场，搜集、编写材料，这些材料经姚文元篡改，把群众反“四人帮”、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的革命言行诬陷为“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诬陷群众是“一小撮坏人”、“反革命分子”。姚文元还主张要“枪毙一批”。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中央一些部门和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四川、云南、黑龙江等省，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诬陷他们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翻案复辟”。

　　（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24. 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等的指使、策动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7人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全部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康生诬陷刘仁和副市长冯基平、崔月犁等“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并批示“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拷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的审讯工作”。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25. 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叛徒”。在他们的指使、策动下，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等17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26. 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的党员干部、群众8.4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张文浩等2955人被迫害致死。

　　27. 康生当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捏造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康生、谢富治不准赵健民申辩，由谢富治当场宣布逮捕赵健民。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这个冤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

　　28.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康生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儿，不要怕。”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6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

　　29. 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31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92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30.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