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辩护人发言了。吴法宪的辩护人马克昌律师从三个方面为吴法宪作了辩护发言，他说：“我们是被告人吴法宪委托的辩护人，现在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请特别法庭予以考虑。

　　1.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集团性的共同犯罪。作为犯罪集团的主犯，对他参与预谋或者参与实施的犯罪活动，都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他自己没有参与预谋也没有参与实施的行为，就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被告人吴法宪对林彪一伙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严重罪行，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起诉书第39条指控吴法宪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使林立果凭借吴法宪给予的特权，在空军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一点已为证人的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所证实。吴法宪对私自交权和交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法庭调查证明，吴法宪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组织‘联合舰队’，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活动，因此他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严重罪行，不应直接承担罪责。此外，起诉书第42条指控的林彪、叶群阴谋带领吴法宪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反革命活动，吴法宪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情况已为法庭调查所证实。我们提请特别法庭注意：在确定吴法宪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刑事责任时，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

　　2. 在确定反革命集团的刑事责任时，不仅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与一般参加者区别开来，而且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与其他主犯区别开来，根据他们每个人在集团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确定其刑事责任。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对此我们没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在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中不是为首分子，为首分子是林彪和江青；在林彪一伙中，吴法宪的地位不仅在林彪之下，实际上在叶群之下，他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例如起诉书第13条所列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同志，就属于这种情况。起诉书说：‘1966年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贺龙在空军阴谋夺权的材料，9月3日，吴法宪把他写的材料送给林彪。’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吴法宪是在林彪指使下对贺龙同志进行诬陷的。又如，起诉书第18条所列被告人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诬陷、迫害，也属于这种情况。早在1965年，叶群、吴法宪等人在江苏太仓搞‘四清’时，叶群就别有用心地向吴法宪散布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同年12月在上海叶群又唆使吴法宪诬陷罗瑞卿同志。回到北京后，林彪还叫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质问吴法宪是跟罗瑞卿还是跟林彪走，对他施加压力，并授意他进一步诬陷罗瑞卿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吴法宪为了投靠林彪，就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诬陷和迫害。应当肯定吴法宪诬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是严重的，当然应负刑事责任。但是，他在这方面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主要罪责在林彪和叶群。这种情况，在确定吴法宪的刑事责任时，请法庭适当加以考虑。

　　3. 犯罪分子犯罪后，凡是认罪悔罪、交待罪行并揭发同伙的，司法实践中在量刑上历来都是作为可以考虑从轻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被告人吴法宪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吴法宪看了起诉书之后，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起诉书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在律师与他会见时，他又向律师表示：‘我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我的罪行严重，怎么判我都可以。我希望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使我能赎一赎我的罪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他再三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这些都是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