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拘留王广恩的事实调查完毕后，法庭又对起诉书指控江青批准拘留张重一和对他的突击审讯的事实进行调查。江青对此事依然回答：“不知道”，但在法庭调查中大量证据证明，江青为了搞出王光美的所谓特务问题，批准拘留张重一。张重一在解放前是北平辅仁大学的教授，王光美当时是辅仁大学的学生，张重一与王光美并不认识，只因为是同校师生，而被江青批准拘留，进行突击审讯，拘留了27天就被折磨致死。张重一肝昏迷痛苦挣扎时，江青一伙还叫人按住张重一的四肢进行审讯。北京市公安局医生贾宗尧的证言也证明：对张重一我们抢救了几次，有时突然昏迷了，刚抢救过来，他们就突击审讯。法庭还播放了当时突击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可以听出张重一时而发出的“唉哟”的呻吟声。检察员李天相发言，指控江青残酷迫害张重一。他说：“张重一教授在肝昏迷的情况下，不断遭受残酷折磨，他已神志不清，甚至连男女都分不清楚的情况下，还要从他口里逼出口供。江青一伙就是这样把逼出来的口供当作认定王光美是美国特务的根据。”最后，审判员问：“江青，你有什么说的？”江青答：“没有，都不记得。你们怎么说就怎么办。”

　　法庭接着对指控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同时逼供等事实，进行法庭调查。调查中揭示：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取得所谓刘少奇叛变的假证，认为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丁觉群，1927年在湖北总工会跟刘少奇一起工作过；一个是孟用潜，1929年在中共满州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和刘少奇同时被敌人逮捕过。这样，1967年5月孟用潜被拘留审查，在长时期的审查中，对他进行多次的突击审讯，逼他编造假口供。丁觉群和孟用潜被逼作了假口供后，他们都推翻了，并且提出申诉。孟用潜从1967年8月至1969年3月写了20次材料提出申诉。在申诉材料中说：“1929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1929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法庭还宣读丁觉群1967年11月13日的“笔供”。其中说，“照揭发的材料去揭发去坦白，可以立功赎罪而脱干净身，但对党是不忠实的”。

　　法庭调查过程中还揭示，江青一伙派人到各地调查和审问被捕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所搞的大量材料，都证明刘少奇并没有叛变自首的问题，1967年7月28日戚本禹直接给江青写报告，建议到沈阳军区去调查敌伪档案，组织了300名红卫兵，清查了两个多月，没有查出一份能够证实刘少奇是叛徒的根据，其中有两件事是与刘少奇被捕有关，但都属于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

　　法庭还宣读了廖如愿（1929年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写的有关材料：“刘、孟在警察局听候处理，没有转到侦缉处和高等法院，就是没有把他们当政治犯来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不会牵涉政治关系，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作一般案情应付，没有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

　　法庭还宣读了王广恩1967年7月被拘留后写的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一案”的材料中说：“1929年下半年，一天傍晚，听孔管理说：所逮捕的两个人什么也不承认，只说你工厂的工人合伙诬陷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过路的。”

　　法庭还宣读了杨一辰，1967年10月2日写给中央办公厅专案组的信，证明刘少奇被捕出狱后，党的其他组织和机关均没有受到破坏。

　　检察员江文发言，他说：“通过法庭调查，完全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是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蓄意诬陷的结果。他们为了搜索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变的材料。采用非法逮捕无辜，指挥专案人员进行逼供信、制造伪证、妄加罪名等。这些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论江青如何抵赖、辩解都不能逃避她应负的罪责。”江文还提请法庭注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