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12日上午9时至10时35分，第一审判庭第五次开庭审问江青。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和17名审判员出庭。第一审判庭庭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审判员曲育才、甘英进行法庭调查。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和5名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江青伙同康生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诬陷干部和群众的事实，进行调查。

　　审判员问江青：“1968年7月21日，康生根据你的要求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中附有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不是事实？”江青承认是事实，但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那是准备召开十二中全会，为“九大”作准备。她说：“在一次会议上，我向总理说‘八大’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是不是给我一个名单，康生主动说‘我给你搞’，因为他管的专案多，能写出名单，他代替总理，帮我了解情况是为了开‘九大’。”她否认有什么勾结。

　　检察员接着发言，指出江青同康生合谋搞这份名单，是为了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点名，诬陷了许多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在1968年9月18日接见中国京剧团等单位时，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胡乔木叛变了，周扬是内奸。还点名诬陷齐燕铭、王昆仑、钱俊瑞、荣高棠、田汉、廖沫沙、阿甲、王昆等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的迫害。

　　在法庭出示有关证据后，江青仍然认为，康生代替总理给她写的诬陷“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是正常的，并声称，“中央文革”碰头会，就等于当时的中央，她有资格向总理要名单。

　　接着检察员江文发言，指出江青向总理要名单是在1969年2月，向康生要名单是在半年之前的1968年7月，这是两码事，江青向康生要名单是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当时中央并没有委托江青准备党的十二中全会。总理的名单是准备召开“九大”的名单，江青把这两件事加以混同，是不能允许的，不符合事实的。

　　江青听后说道：“我不愿意辩解了。”而面对其他诬陷干部群众的事实，江青回答不是“记不清了”就是“听康生讲的”或是说“讲错了”。

　　法庭调查了江青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的事实。当庭宣读了江青1971年1月3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江青说：“我怀疑徐向前的老婆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老婆可能是特务。1948年主席由延安到华北，住在华北军区司令部驻地阜平县东南庄，结果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是否张瑞华告的密？”检察员王振中就这一事实的真相作了说明，指出江青把二十一年前已经查清的一次国民党特务告密事件，栽赃到张瑞华头上，其目的是为了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随后，法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1948年敌机轰炸阜平、平山情况》。江青听后，无言以对。

　　法庭还通知被害人王昆仑、廖沫沙等出庭作证。

　　王昆仑由女儿王金陵搀扶出庭，经审判长同意由其女儿代为发表证言。

　　王昆仑退庭后，廖沫沙出庭作证，当陈述到江青对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特务罪名，并谈到20世纪30年代就同江青认识，互相是了解的，江青是故意制造冤案，使他受到残酷迫害时，江青在法庭上竟公然辱骂证人，说什么“怎么净找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来作证”。审判长按铃制止。江青不听警告，继续吵闹，违犯法庭规则，被押出法庭。这时全场听众，顿感大快人心，不禁热烈鼓掌。廖沫沙继续陈述完毕退庭后，审判长宣布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