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岸青！多年来，也许是因为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我们相识、相知和相爱的点点滴滴都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没有讲过，甚至也很少想。今天，所有的幸福往事突然都在我记忆里涌现出来了，显得特别清晰，因而也特别让我悲伤。我不仅想，而且要把这些都讲出来。

　　那是1949年，你已经回到了北京。有一天，与松林姐姐喜结良缘不久的岸英哥哥，把你带到前门李铁拐斜街的我们家中。向你介绍了我和妹妹少林，岸英哥哥拍着我的肩膀说：“少华，快叫岸青哥哥。”我叫了，那时我才十一岁。此后，你便成了我们家中的常客。1950年，岸英哥哥要上朝鲜前线了，严格遵守纪律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一点消息，但他却放心不下你。临走前一晚，岸英哥哥来到家里，向我妈妈说了三件事：一件是告诉妈妈，他要去出差，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第二天早晨当飞机从上空飞过的时候，他就出发了；第二件事就是把你托付给妈妈，他说你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又说你在苏联长大，爱喝牛奶、吃面包，可是你的工资恐怕不够用，爸爸很忙顾不上关照，请妈妈时时关心你，并能够在经济上给你一些补贴；第三件事就是想借用妈妈那块夜光表。妈妈一一答应了岸英哥哥，后来也认认真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我记得你很不在意生活细节，不会自己洗衣服，妈妈就让你每个周末把脏衣服拿到家里来，由她帮你洗干净，你也就老老实实地按时送来脏衣服，拿走干净衣服。有一个周末，你来到家里，我和少林妹妹都看着你发笑，妈妈问我们为什么笑，我们说：“妈妈，你看岸青哥哥的皮鞋”。原来你的一只皮鞋后跟都掉了，但你却浑然不知，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妈妈责怪我们说：“还不快帮你岸青哥哥去修修。”于是我便拿来拖鞋给你换上，很快把皮鞋拿到街上，在地摊皮匠那里修好了。为此，我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每个周末，你来到家里，便是我们姐妹最快乐的时光，你经常领着我们打乒乓球、打康乐棋，带给我们阵阵欢笑。你非常有音乐天赋，每次来都要给我们拉小提琴、弹曼陀林（一种三弦琴），在你的琴声中，我们领略到仁者之美。后来，你外出治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到你。

　　再次相逢便是近十年后的事了。1959年，你从苏联回国在大连疗养。有一天，爸爸让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徐永福同志，陪同松林姐姐和我代他到大连看望你，乍一相见，我们既惊异又亲切，你可能还记得吧，你第一句话就是：“小姑娘长成大人啦！”是啊，我已经是二十多的大姑娘了。那次相聚之后，我们便开始了通信联系，彼此经常交流各自的生活和学习。我们都有着苦难的童年，你从小失去了母亲，和爸爸又分离，过得流浪儿的生活；我从小在敌人的监狱中长大，爸爸也在监狱中牺牲，从思想感情上我们是多么容易沟通啊。当父亲得知我们频频通信后，热情地鼓励支持我们的交往，1960年，我们幸福地走进了结婚的礼堂。岸英哥哥在解放初期结婚时，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件军用呢子大衣，他说：白天岸英穿、晚上俩人盖，松林也有一半。我们结婚的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比那时好多了，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也重得多，是一台南京产的熊猫牌收音唱片两用机和一块手表。几十年过去了，经历过几次搬家和变动，我一直珍藏着这两件珍贵的礼物，尽管如今收唱机很旧了、手表也不走了，但睹物思人，看到它们，就想起了父亲对我们的关爱，想起我们的幸福时光。有趣的是，我们的婚姻让我成了两届北大同学校友。那是因为1959年我已经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为了方便照顾你，我从北大转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