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哈达铺。在这个商贸发达的小镇上，先头部队意外缴获一份山西商人带来的《晋阳日报》，上面有这样一段报道：“陕北刘志丹、高岗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共二十余万……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仿佛……”

    随后，在哈达铺邮局找到一份更加权威的《大公报》，印证了这一消息。

    报纸被快马加鞭送到中央机关，毛泽东兴奋不已：“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

    到陕北去！此时的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已近一年，转战十省，疲惫已极，极需一个休整的落脚点。这时候，在黄土高原上，陕北红军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守着一块根据地，为万里跋涉而来的中央和主力红军准备好了一个家。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陕北，陕西省最北部的黄土高原。东临山西、北接内蒙古、西接宁夏甘肃，南至金锁关一线，正好与盛产小麦的关中平原分割开来。

    吴起，地处甘肃、陕西交界的八川两涧间。80年前，它是一个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镇子。

    1935年10月18日，14岁的放羊娃高起阳和伙伴们看见，从头道川那边来了部队。10月的天已经很冷，大多数人还是单裤、单衫，光脚丫子穿着草鞋。部队真长啊，一队接一队，整整走了一天还没走完。“镇上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军队，除了老人、小孩，全跑了！这些部队一进镇子，就在墙上、石崖上写‘中央红军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二十六军！’，识字的人看后，又赶紧把村里人喊回来了：‘是咱红军的队伍！’”

    到陕北了。走进吴起镇，指战员们一眼看到黄土窑洞门口挂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辛酸和喜悦涌上心头，泪流满面地呼喊：“到家啦！我们终于到家啦！”

    同一路转战走过的地方都不同，这里的老百姓对红军打心眼里拥护和热爱。他们掏空了面缸，甚至割下还没长熟的穗子，为战士们端来热腾腾的荞麦面；他们敞开大门，扫净窑洞，欢迎战士们住进去……

    当年只有15岁的雷梅英，和爷爷一起，照顾了三名红军伤病员，一家人似的生活了半年多。第二年5月，战士们伤好归队，拉着爷爷的手哭得话都说不出来：“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回来看您！”直到去世，雷梅英都记得这几名红军的名字，她常常念叨“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可能已经牺牲了吧？”

    真的到家了。

    10月20日，陕北红军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和联络员刘景汉，在吴起镇洛河东岸半山坡的一孔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陕北红军找到了中央，中央也在这片沟壑遍布、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深深地扎下根来，直到1947年3月。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共产党领导咱打江山

    红军在哈达铺读到的1935年8月出版的《大公报》报道，陕北红军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后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是国民党地方军阀夸大之辞，“能有一万也就好了。”

    实际上，此时的陕北有一个师的主力红军、一个正规独立团、几十个游击支队，总兵力5000余人。

    “如果你熟悉这里的地理风土，就知道，5000人也是了不起的。”重访吴起镇时，宣传干部樊燚成告诉我们，“陕北高原土地贫瘠，地广人稀，即便是进入本世纪初，一个山坳里也就两三户人家，八九户人家就是大庄子了。”

    当时，5000人的红军队伍已经控制了陕北、陇东30多个县，陕甘边根据地人口达到100万。

    黄土高原上，革命已成燎原之势。而这星火的传播，要从一所中学说起。

    1923年，陕西学子李子洲、魏野畴从北平来到榆林，应进步人士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任教。在北京求学时，他们就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乡的另一个任务，是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委托，到陕西开展活动。

    榆林，是一座明朝修建的戍边古城。如今，这座城市已经因盛产石油、天然气而富裕，榆林中学也早已迁至古城外新建的开发区。进古城探访，老校址仍在，背倚城墙，还留有几孔当年上课的窑洞。

    近一个世纪前，就在这简陋的窑洞里，新文化、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振聋发聩；讲台下，一个个求学的青年如饥似渴。这其中，就坐着将来领导陕北革命的英雄人物刘志丹。榆林中学时期树立的革命理想，成为他矢志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

    红色的星火在黄土高原上点燃。1926年6月，中共榆林、绥德地委成立，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延长、安定、肤施发展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人数近400人。党组织成立后，明确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号召，党的力量很快发展到农村。

    上世纪20年代末的几年，陕北大旱，饥荒不断。官府的苛捐杂税反而越来越名目繁多，人口税、羊圈税、槽头税、烟筒税、印花税、骡柜税，无奇不有，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李象九等党组织领导者，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先后在清涧、延川、安定、保安、渭南、华阴等十多个县扬起革命旗帜。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已经扎根，黄土地觉醒了。

    对面家沟里流活水，

    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一些人认为，陕北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是因为当地军阀势力较弱，而陕北地处偏僻，不足以引起国民党中央军的重视。陇东学院教授曲涛却认为：“实际上，陕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有国民党西北军，革命力量与之相比非常薄弱。大革命失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保留下一支队伍，惟独陕北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在这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没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渭华起义失败后，李子洲被捕，病逝前，他在家书中写道：“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是光明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

    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在陕甘地区组织了70多次武装暴动和兵运斗争，虽屡屡失败，九死一生，却总是从失败中总结教训，重整旗鼓，终于在陕甘边区建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1930年10月，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消灭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获战马40多匹、枪20余支。接着又击溃了合水县民团的进攻，一时南梁游击队名声大振，当地群众编唱歌曲颂扬刘志丹：“正月里来过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在陕北，刘志丹领导穷人闹革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都敬重他。一次，红军来到一个村庄，群众不明真相，见队伍来了就跑。刘志丹和战士一起把老百姓家里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担得满满的，吃了老百姓的粮，钱藏在“灶王爷”的怀里。喜欢唱信天游的老百姓又编了歌谣：“半夜里来敲门，问你是哪部分？只要说是老刘的人，赶快迎进门。哪里有老刘，哪里人最稠。男女老幼都围满，话儿拉不够。”

    1932年12月，南梁游击队整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5年1月，转战于延川、清涧、绥德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总计5000余人。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写道，这支队伍“在刘志丹指挥下，可以用无线电与西部和南部的红军主力部队直接联系。当南方的红军开始从闽赣根据地撤出后，这些陕西山里人大大加强了自己。”

    石榴树上开红花，

    边区就是咱的家

    荔园堡，坐落于甘肃南梁百里梢山的中心，当时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已算是南梁山区一个较大的村镇。1934年11月7日，这个小村一下子来了3000多人，处处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比过节还热闹。精神抖擞的红军、游击队，头扎白毛巾的陕北老乡，个个喜气洋洋。

    这一天，小小的荔园堡创造了历史。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胜利召开，西北第一个边区苏维埃政权——南梁政府正式成立。

    老百姓喜上眉梢。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选举：雇农5人选一个代表，贫农10人选一个代表，中农20人选一个代表。共选举出工人、农民、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等120多个代表，再由代表共同选举产生政府组成人员。边区政府诞生后，所有的政策、决议，都由老百姓参与讨论制定。

    被称为“清音楼”的荔园堡戏台临时改成了大会主席台，主席台上，刘志丹向人民选出的政府主席习仲勋授印。习仲勋时年仅21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当地农民贾生秀、张步清分别被选为政府副主席和土地委员长。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朱志清为赤卫军总指挥。

    清音楼对面的古庙，挂上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大牌子。打这里，陆续制定了土地革命、发展生产等“十大政策”。为保护农民利益，边区的政策规定：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敌占区和边缘区暂时不分；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耕种；耕者有其田，甚至给国民党士兵留下了口粮田，欢迎他们随时回家。

    边区还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搞活流通贸易，开设集市，欢迎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一次，一位商人给红军小战士送了一包香烟，小战士生气地扔掉，说：“这是糟蹋人呢！”商人以为是给得少了，不知该怎么办。习仲勋知道后，带着这个小战士专门去向商人道歉。商人高兴地说：“早知道是这样，我来这里做生意还怕什么呀！”一传十，十传百，很多商人都来南梁做生意。他们来的时候，驮的蓝白布匹、粉连纸、红绿纸、油墨、食盐等边区紧缺商品，红军的一些军需品也从南梁集市换来。

    连国民党的报刊也感叹：“在所谓的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

    南梁中心苏区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景象，人民翻身作主，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只见百姓不见官，成了老百姓向往的好地方。人口从295户不到一千人，不到一年时间增加到近千户、5000多人。当地的民谣唱道：“石榴树上开红花，边区就是咱的家。谁敢动它一星土，豁出性命保卫它！”

    1935年2月，陕北红军成功地粉碎了围剿，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个县。

    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苏区接连发动大规模围剿，迫使中央及多路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在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陕北人民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守住一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万里转战而来的中央和主力红军准备好了一个家。

    背景

    陕北红军征战记

    1927年10月 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清涧发动起义。同年12月，起义部队在韩城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

    1928年4月 李子洲、刘志丹等人发动渭华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

    1927年10月至1931年间 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地区多次组织武装起义，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2年12月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4年7月 中共陕北特委在陕北十多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总指挥部撤销，组建陕北红军第一、二、三团，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1935年2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主席。此后，陕北红军在西北军委会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9月 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不久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刘志丹，政委程子华。10月，红十五军团取得劳山战役胜利后，并同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会师。11月3日，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1937年9月 陕北红军部队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延伸

    陕甘边苏区十大政策

    一、 土地政策 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田、苗一齐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