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在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后，毛泽东把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了介绍。这些来自东固的经验，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后期斗争有着很大的帮助与意义。
    关键词:东固经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帮助与意义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赣西南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赣西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形势非常之好。中共赣西特委领导了万安、泰和、吉安的东固和延福地区的农民起义。1928年2月，新成立的赣西南特委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将活跃于东固的东固工农革命军与永丰、吉水的农军合并，并吸收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工农群众，成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不久，特委又将延福地区的革命武装，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1928年9月后，七、九纵队正式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1929年2月初，赣南特委也将活跃于兴国、于都等县的第十五、十六纵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从此，红二、四团以东固为中心，纵横赣西南，成为整个赣西南的一面旗帜。
    1929年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由赣南转战赣西，在东固与红二、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军在东固进行了为时一个星期的短暂休整。23日，毛泽东在螺坑云汉堂主持召开了红二、四团和东固地方党的干部会议。吉安、兴国、泰和、宁都等县党组织负责人也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案，听取了东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汇报。在东固，毛泽东获悉了井冈山失守和红五军转战赣南的消息；同时也在东固听到、看到了这里的红色割据斗争与井冈山根据地不同的情况与现象，即政权和割据完全秘密的形式。对于这个形式，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把她誉为“李文林式”。并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提并论。毛泽东所说的“李文林式”指的是李文林等在东固创造的一系列斗争经验。这对毛泽东启发很大。
    一、前委4月13日来信，向井冈山介绍“东固经验”
    红四军正在东固休整期间，赣敌李文彬部闻讯向东固追来，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击之势，为此，红四军前委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幻不定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1]2月25日离开东固，出击赣南、闽西，红二、四团也开赴兴国等地游击。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于3月14日在长岭寨与敌郭凤鸣一战，大获全胜，随即占领汀州城，在汀州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分兵，尔后于4月1日回到瑞金，与先期转战至此的红五军胜利会合。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二月来信”。为此，毛泽东召开了前委会议，对信中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向中央作了复信。随后，红四、五军共同开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收复失地，恢复根据地红色政权。13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致信湘赣边界特委，并托红五军领导人带回。红五军奉命于4月底开始返回井冈山根据地，于5月2日到达宁冈茅坪，将信转给了湘赣边界特委。这封信，“指明边界工作应改变工作方式”，而且“理由颇痛切”，[2]所以，边界特委称作为“前委来信叙述赣南党所以大得发展的经验。”[3]结合信中的内容，本文简称为“东固经验”。
    二、“东固经验”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态度
    此时的湘赣边界，正值第三次反“会剿”失败后的工作处于艰难中的复苏之际。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次“会剿”中，敌人的表现“下了绝大的决心，是反革命最高潮的表现。在这冰天冻地的严冬时节，调动两省的兵力，爬山越岭不分昼夜的攻打，结果经过四昼夜的时间，竟把经年创造的井冈山打破了。大部分英勇善战的伤兵同志亦在敌人残酷的枪弹下牺牲了。此次敌人在政治方面是很有计划很有政策的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山上的群众，用自首政策来引诱党内外的动摇分子，各地都组织挨户团清查户口，此时党内外的一般群众都非常的动摇，”[4]曾一度给边界带来严重的创伤。
    然而，湘赣边界党没有被敌人所吓倒，反而领导边界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拼搏。特委抓住蒋桂战争爆发，进攻边界的敌军相继撤退，投入军阀混战之际，整理了边界党和另零武装，组建了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团，先后收复了宁冈、莲花两县割据区域，先后恢复与产生了永新、莲花县委，遂川、酃县临时县委，茶陵特别区委，宁冈分为东南、西北两个特别区委，直接归特委指挥。此时，永新的小江区、鄱梅、天龙山、绥远等地，宁冈的三、九两保，大小五井、小亚山等地都有了公开的苏维埃政权组织，永新西北两乡的大部分区域也有了秘密的苏维埃组织，莲花、遂川、茶陵、酃县也都有公开的割据区域。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割据重新出现新的局面。
    红五军的归来，使边界力量顿增。井冈山军民一扫第三次“会剿”的阴霾，再度激起胜利的信心。为了配合红五军共同担负起恢复整个边界政权的重大任务，特别是讨论和研究前委委托红五军带来的4月13日向边界特委介绍“东固经验”的来信，以及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3月24日由平江给边界特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六大”决议案，边界特委“感觉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5]于是，特委书记邓乾元决定召开特委第四次执委会，重新布置今后的工作与任务。
    湘赣边界特委第四次执委会于1929年5月10日在宁冈古城举行。特委委员、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朱昌偕、宛希先、刘真、龙超清、陈正人、王怀、谭思聪等，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特委书记邓乾元主持。
    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期斗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前委来信。由于战争的原因，毛泽东的这封原信已未能保存至今。幸在湘赣边界特委1929年6月6日的报告中，特委记载了一段，为便于深入了解“李文林式”，特录之于下：
    “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的形势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前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了群众，连党也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即此问题即是使群众失掉而有余。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25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
    纵观这近600字的“东固经验”，抽去多余的话，基本上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一、没有公开的红色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有的只是秘密着的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二、采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区域很广，发动群众的地点很多，可以在很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三、由于游击区域广，经济活跃，不发生经济问题；四、保护了邮政、商业贸易，避免了像边界那样常受的痛苦；同时也不致于失掉群众，甚至失掉党；五、因能与上级领导机关保持经常的联系，故能得到经常的指导；六、由于战术灵活机动，革命的武装便越来越强。所以，毛泽东认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未能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只有这种形式才是最好的。
    正基于此，于是湘赣边特第四次执委会全面接受了“东固经验”。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边界在工作上的错误。为此，除增补了边特委员组成了新的执委会外，重新对边界的工作作了新的审视与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