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后来我在赣西特委工作。
我1931年至1932年在兴国担任省苏维埃主席。
(本文摘自《曾山及其革命家史专辑》即《庐陵文史资料》第五辑)
二、赣西南群众武装斗争的伟大壮举
1929年至1930年,赣西南广大群众曾举行多次攻吉战斗,当时攻打吉安是为了组织群众扫清吉安外围之敌,每次攻吉都是有目的的。因为不把吉安城攻下,群众买不到东西,所以攻城最能发动群众,一动员就是几十万的群众参加。攻打吉安,不能算为“左”倾路线,因为这时不象“八七”会议后不久的情况,条件不成熟,强迫起义,而我们打吉安时已有几十万的群众,并且吉安周围进入了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的新阶段,群众积极性高涨,在每次攻吉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强迫群众。每次打吉安没打下,虽然有部分群众情绪消沉,但下次打吉安时,群众又高兴地参加。计算自攻取吉安以来,群众总牺牲了将近一万人,没有哪一个有怨恨,打死了自己家属收埋,被白匪烧了房子也有很多,群众不但不怪红军、苏维埃、共产党,而且痛恨反动派,更加决心要打下吉安。因此,攻打吉安可以说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斗争的伟大壮举。
大大小小攻打吉安的战斗有好多次,有的说八次,有的说十一次,习惯上称“八次攻吉”,加上最后一次打开吉安,就是九次。每次打吉安的时间我记不清了,那时我们经常有数十万工农群众——赤卫队,少先队包围吉安城,敌人不敢出城,也不敢到河东去。在我头脑里比较有印象的是第一次和第八、九次。第一次攻吉时,赣西特委书记冯任回省委去了,特委书记由特委秘书长刘士奇代替。在这期间,国民党成光耀部抓了我们几百个同志,为营救这些同志,我们便决定打进吉安城里去,由红二、四团进攻五市联防(应为吉安县靖卫队——编者)驻地——陂头。因五市联防总指挥(应为吉安县靖卫队大队长——编者)罗炳辉是共产党员,我们一进攻,他就带着队伍向后撤。于是,我们很快地打到了吉安附近。不巧,五市联防内有人叛变告密,情况非常紧急,我们便马上通知罗炳辉举行暴动。罗炳辉得通知后,
带领一百七、八十人,一百三四十条枪(一说600多人,据考证应是100多人——编者),在吉安值夏起义。第一次打吉安,持续了几个月。
“二七会议”之后,红四军在水南、值下地区打了唐云山,就向赣南地区行动,当时我参加总前委,随红四军行动,五月打到广东的南雄。党中央在上海召开苏区党代会,我便从南雄去上海中央参加会议。李文林也去了,上海开会回来以后,召开赣西南特委二中全会,传达中央指示,把刘士奇同志的特委书记撤掉了。8月下旬,第八次攻打吉安开始了,我任总指挥,陈奇涵任参谋长,这次我们很快就打到了天华山,当时国民党邓英部派出一个团向我们进攻,其结果我们将邓英这个团消灭了,但是我们伤亡也很大,一千多人武装的队伍就伤亡了三、四百人,久攻未克,我们便主动地撤出了阵地。
1930年10月攻打吉安,也就是第九次攻吉,这次攻吉红军主力部队还未来之前,毛泽东就派一个姓朱的参谋长(即朱云卿——编者)和我们接头,同我们一起研究地方武装和群众如何配合红军主力部队打下吉安。这次攻打吉安,地方上成立了东路、西路、北路三路总指挥,赣西地区所有地方武装都参加了,有十几万之多,北路调武装二万人攻天华山。儒林赤卫队,少年队全体动员,配合干部学校攻神岗山,相机渡河,直下吉安,富田调一个赤卫队配合水东赤卫队向吉安进攻,以防备和堵截溃退下来的敌人:纯化调一个赤卫队在滩头、张家渡一带,兴国独立团在水东,配合富田水东群众作战。各路都有交通队、担架队、冲锋队、向导队,沿路还设交通站、后方伤兵站,特别是水东山上到处是红旗和梭镖队,吓得敌军不敢过河。原计划红军主力部队,红四军、红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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