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回忆和论述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
2008-03-28 11: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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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载《江西党史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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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消灭敌人。结果，红军在地方武装掩护下，敌人一到富田，我军来个突然袭击，敌人便节节败退。红军横扫七百里，胜利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7、关于赣西斗争有关的几个问题
(1)赣南特委破坏前后的情况：赣南地区从“五卅”运动以来就有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领导下，吉安周围各地都举行了暴动。所有这些暴动都是按照“八•七”会议精神进行的，虽然都被敌人镇压下去了，但是，它对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对保存革命干部和革命武装来说，都有重大意义的。
赣西特委是一九二九年被破坏的。在此以前，特委机关一直设在吉安。这次遭受破坏后才转入农村。党的特委被破坏是从团的组织遭破坏开始的。敌人这次逮捕了我们八十多位同志。特委破坏后，冯凌同志(特委书记)即去南昌找省委，但一直没有回来，估计省委也遭破坏。从此以后，我们便与省委失去了联系。特委秘书长刘士奇同志代理特委书记，将特委机关迁往陂头。省委破坏后，有段时间的工作是没有人管的，各地根据“六大”精神各霸一方。打开吉安以后，赣西南的工作实际上是前委领导的，前委一直没有离开江西。三次反围剿后，前委带领军队打开瑞金的土围子，筹备成立苏区中央局。
(2)攻打吉安问题：赣西特委遭受破坏后，广大群众曾八次攻打吉安，但都没有攻下，直到第九次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才攻下了吉安。当时攻打吉安是为了组织群众扫清吉安外围，每次攻打吉安都有目的。没有夺得城市，群众买不到东西，所以攻城最能发动群众，一动员就是几十万群众参加。攻打吉安，不能称为“左”倾路线，因为这时不像“八•七”会议后不久的情况；攻打吉安也不是立三路线的主张，完全是群众性的。所谓“左”倾盲动，就是没有群众，条件不成熟。而我们打吉安时已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群众，并且吉安周围进入了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的新阶段，群众积极性高涨。在几次攻打吉安的过程中，我们根本没有强迫群众。因此，攻打吉安应该看成是党领导群众革命行动。
(3)土地政策问题：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发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平均分配土地。“二•七”会议以后，又加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两条措施。群众对土地分配法是满意的。博古他们没有到苏区来以前，苏区的群众很团结，大家都武装起来了。那时的政策是好的。政策不好就是博古来了以后，实行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样的政策是不能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是九个打一个。后来还将地主赶出苏区。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到这个政策不对。
(4)江西苏区的游击斗争问题：红军长征是敌人先知道，我们后知道。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李富春同志写信要我回省委去，说他要回中央工作，由我代理江西省委书记。接着项英同志又来信要我马上到瑞金去。到瑞金后，他和我谈了两小时话，就要我立即回来。在谈话中，他对形势的估计是很乐观的。他认为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军队就会跟着走，因此，只划了到广昌的六个连给江西省委指挥，要我们坚持在江西地区(这时江西还有宁都、乐安、永丰、万泰、公略五县)。结果，敌人的五个师来打我们。我们败得很惨，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冲到新干时全被打垮，最后剩下三人，其中还有一个负了伤。这段斗争是很残酷的，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饭。
当时假若估计到形势的严重，主动地转入地下，和敌人搞两面政策是可以坚持的。我们到了万泰以后，便开始转变，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想往南冲，冲不过，改往北冲，最后遭受失败。
(5)抗日时期的有关问题：我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南昌来的。东南局(没有东南分局)也在这时成立。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集中部队。我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道同志是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涂振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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