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4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抬着整猪，挑着成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2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同志们传达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的休整仅一个星期，赣敌李文彬旅3个团又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红五军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毛泽东为前季写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到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外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敌人，均有办法。”因此他力主红军不走，“只有”在井冈山作长期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远出游击的意图都视为不要革命根据地。然而实践却证明，虽然采取了变通办法，派主力突围下山打外线，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过去认为只有如何才正确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是在实际上认识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此时，红四军全军约3000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原特务营、独立营人员，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彭祜。
2月25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蹑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免遭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
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月12日进占四都。四都距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80余里。郭凤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月14日，红四军向长汀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3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
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人还领到4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
陈毅有诗表达了1929年春天他们的心情：
闽赣路千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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