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情况不难推断，红军在西进途中，毛泽东及时掌握了对手也整体向西移动、尤其是蒋介石已经亲临贵阳指挥作战的情报。于是红军将计就计，干脆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以迷惑对手也加速西移。一旦南边的中央军因西移而露出缺口时，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指挥红军折西向东，四渡赤水，直奔贵阳以逼蒋介石调出滇军。也许蒋介石误以为毛泽东已经走上了石达开的不归路，因此急于想在这最后一战中露上一手而来到前线，没想到弄巧成拙，差点当了毛泽东的俘虏。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还是起了关键的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31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4月）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可谓了如指掌，国民党军队无密可保。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战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四个字：敌变我变。其实这四个字是说来容易做到难，因为在敌众我寡的战场上“我变”的前提必须是确切掌握“敌变”的具体情况。四渡赤水期间红军时时刻刻在紧张地侦听对手每一支部队的通讯。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20页）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317页）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是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只不过为了高度保密，只有极少数领导人了解情报内容，以至不明个中玄机的绝大部分指战员对红军的行动发生了误解，甚至高层领导如林彪还出现了因红军走“弓背路”而怀疑毛泽东指挥能力的风波。

　　总之，四渡赤水期间的毛泽东依靠情报信息的绝对优势，对敌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一句话，掌握了对手的情报无疑等于掌握了对手的命脉，这就使得原本就擅长用兵，尤其是擅长运动战的毛泽东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对情报的重要作用，长征中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胡立教：《追忆郭化若同志创建工农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载《解放日报》1996.10.30）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后来对时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说：

　　《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报》200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