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毛泽东起码有两次提到了土城之战的情报失误。一次是在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的三条经验教训中第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8页）另一次是在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采取声西击东的战术，再渡赤水，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誓为死难烈士报仇。’”（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117、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由此可见，情报失误是土城失利的主要原因。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7日，龙云在《作战方略》电令中部署以川军主力固守古蔺、叙永、古宋、长宁等县及长江沿岸，防堵红军北渡。以川军三个旅向安边、屏山一带布防，两个旅向滩头、普耳渡、盐津地区布防，分别依托金沙江、横江防堵红军西渡。又以黔军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区，防堵红军东进。

　　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军委分析了面临的形势，认为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军阀王家烈部，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传》，348页）红军对龙云的绝密计划不可能未卜先知，但这针锋相对的措施却清楚地表明红军已经完全掌握了龙云刚下达的《作战方略》情报。“2月11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回师东进，从敌人的空隙穿插出来，将十倍于红军的敌人抛在长江北岸和乌江西岸，争取了作战的主动权。”（谭智勇：《四渡赤水》，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很清楚，毛泽东二渡赤水决策的正确，正是基于对敌情掌握的正确。

　　二渡赤水后不久，红军取得了桐遵之战的大胜。据杨尚昆回忆，2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梓进军途中，从俘虏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三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四个团。“我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敌。”（《杨尚昆回忆录》，125页）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消灭敌军两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情报又一次决定了红军的行动。中央军委曾于3月10日晚决定进攻位于打鼓新场的敌军，但于第二天一早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取消这一决定，主要理由是“根据昨前两天情报”，敌情已经发生变化，“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6页）在此同时，蒋介石又重新布置各路部队准备围歼红军。然而这些命令刚刚发出，“中央红军就及时得到了蒋介石调兵遣将的情报，还破获了敌方的一些电报密码。”于是红军立刻就掌握了对手的全部动态，“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敌情，发现东、北、南三个方向都有敌人重兵围堵，惟有西方较为薄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34页）据此红军制定了避实就虚的决策，向西进军。这样，三渡赤水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因为赤水河就在红军不远的西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