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1935年1月至5月间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指挥各自部队在黔、川、滇交界地带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较量。较量以毛泽东指挥红军成功地突出重围而告终，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在赤水河两岸围歼红军的意图化为泡影。

　　这段战史一直被历史学界作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加以研究。红军能够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了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外，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当年红军已经掌握了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机密的通讯密码。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回忆：“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中国新闻社编，《廖公在人间》，40页，1984年6月）“使中央红军取得了‘四渡赤水’的胜利，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蒙光励：《廖家两代人》，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由于掌握了对手的密码，红军轻易破译了上自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对其战略部署和部队动向全都一目了然，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这就使得红军虽然人少装备差也照样能在战场上声东击西纵横驰骋，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中了红军设下的圈套，侦察结果帮了倒忙。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

　　不知何故，对四渡赤水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红军情报工作所起的重大作用，与之相关的史料也很罕见。不难想象，在当时复杂多变的险恶环境里，人数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如果没有出色的情报工作支持，再高明的指挥也无法避免盲人瞎马的困境。以土城之战为例，1935年1月下旬的土城之战是四渡赤水的序幕。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并非毛泽东指挥不当，而是情报失误所致。

　　“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战斗发动之前，“毛泽东首先了解了敌情。周恩来说：‘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的川军2个旅对红一军团前锋部队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另一部川军2个旅尾追红军，其先头已达土城以东地区。’毛泽东立即问刘伯承：‘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刘伯承回答：‘据侦察报告，约为4个团。’‘川军既然只有2个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三五两个军团打它。’”（陈伯江：《中国土地革命战争》，21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1月）并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三、五军团进攻。1月27日20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28日行动的部署》的电令。28日5时战斗打响。激战几小时后，“这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杨尚昆回忆录》，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由于战斗激烈，敌军“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面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吕黎平：《战土城首渡赤水》，载《党史资料征集情况》第6期）“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毛泽东传》，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