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现在都面临饥饿考验，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共度难关”

    这个故事，是由萧福老人回忆讲述的。萧福，原名萧荣连，1917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当年6月参加江西广昌保卫战，翌年8月调中央军委工兵营三连任班长、排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萧荣连在中央军委工兵营三连。在强渡金沙江时，前方干部团突击队在北岸夺得三条船，绞车渡口夺得四条船。刘伯承总参谋长给大家发来了指示：红军的胜利要靠这七条船渡过金沙江，你们工兵要好好爱护、管理漕渡。中央军委直属工兵连在当地船工的协助下，一连七昼夜，漕渡人员轮流休息，船昼夜不停，圆满完成漕渡任务，中央领导和中央红军部队安全胜利渡过了金沙江。

    工兵的任务特殊，行军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在翻越夹金山时，当地老百姓告诉大家，翻过去需要“上七、下八”，也就是说，上七十里，下八十里，还必须一天翻过去。待萧荣连他们上到第一个雪顶，见到老百姓，就问，上到山顶还有多远？那个老百姓说不远，还有一码路，后来他们才知道，一码路是十里路。雪山缺氧，喘不过气，太阳一照，头发昏，眼流泪，一天翻过去，要吃多少苦，冒多大危险。

    再经阿坝就进入了茫茫大草原，大家战士们所带的干粮有去无补，是在让人焦急。于是，连队就动员大家拾野菜、野果充饥，想办法克服困难。有一天，在一条小河边，大家看见河里有许多小鱼儿游动，便急中生智，把补衣针用火烧红并弯成钩状，用面做饵，引鱼来吃。没想到草地小河里的鱼那么容易上钩，鱼钩一放到小河里，成群的鱼都来抢着吃。结果，一个多小时就钓了一脸盆鱼。战士们高兴地拿回营地，清洗干净，烧了两桶鲜鱼汤，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

    越往前走，饥饿的困扰越大。一天早上，康克清同志来到连队，关心地问大家吃饭了没有。有的战士说吃过了，有的不敢吱声。一个江西籍的战士对她说了实话：“我们都没有粮食了。”康克清听了，先批评连队的领导没有及时反映情况，不该不说实话，然后取出笔来写下一个条子，要工兵连到总务处去领五只羊来。战士们都说：“羊是为确保首长度过困难，指挥红军部队过草地而准备的，我们不能去领！”康克清一听，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饿着肚子就无法继续前进，就难以完成任务，今后一定要说实话！虽然我们现在都面临饥饿考验，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能共度难关，度过这一关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没有我们不能克服的困难！”

    就这样，康克清同志成了工兵连八九十个人断粮焦急时刻的救命人。靠她一张条子，连队领回了五只大绵羊，再加上战士们挖来的野菜，让这支队伍顺利走出了茫茫大草地。

    在长征中，红军实行供给制，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5分钱（当时钱币）。即使钱这样少，参与伙食管理的同志也一样精打细算，所以每次结算时，都有一些伙食节余。这些钱在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后，一般也会按照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一律平等的原则平均分配给大家零用。红军官兵把这种节余叫“伙食尾子”。

    中央红军在1934年底进军到贵州境内，部队在公布12月的伙食帐后，分给每人“伙食尾子”5角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一带时，经济委员会又将前一段时间节余的“伙食尾子”分给每人5角钱。这样，在半年的时间里，朱德、康克清和全军士兵一样，每人分到了一元伍角钱的“伙食尾子”，加起来是三块银元。

    朱德当时是红军总司令，但他经常和战士们战斗、劳动、生活在一起，从没提出过特殊要求。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们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待遇不同”。为纪念红军时期的艰苦岁月，朱德、康克清没有舍得把这些钱花掉，一直珍藏在身边。

    新中国成立10年后，朱德、康克清把这笔“伙食尾子”3块银元连同另1枚铜币捐给了军事博物馆。而这枚铜币，还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五分钱，上面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和镰刀、斧头、红星标志。

    如今，这三块银元和一枚铜币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现在，这4枚钱币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们是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历史见证，是朱德、康克清伉俪情深、风雨同舟的历史见证。

    “张国焘可以扣人，可以断粮，但断不了我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长征途中，康克清和朱德一起向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8月6日，康克清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北上抗日，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到了阿坝，张国焘他们先开活动分子会议，斗争康克清，实际上是对朱德施加压力。后来又召开军人大会，朱德、刘伯承没有参加。会后，张国焘继续施压朱德，要朱德表态，承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人率领1、3军团北上是逃跑，并在张国焘起草的通电上签字。朱德表态了，他说：“北上抗日是中央委员会作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打毛，全中国、全世界都叫朱毛，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德反对毛泽东的？”

    张国焘视朱德、康克清为绊脚石，私自安插亲信去部队任要职，又派李特等人去部队煽动南下。朱德立即派康克清到部队去做工作，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康克清来到五军团、九军团，找到吴仲廉、董振堂和姜团长等人，转达朱德的意见：“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要讲团结，要按组织原则办事。”大家都说：“你告诉总司令，请他放心。”

    张国焘一招不行，又来一招。有一次，康克清的勤务员去领粮食，供给部不给，而张国焘的勤务员却可以多领，两个勤务员便吵了起来。有人便乘机告康克清不负责任，没有管好勤务员，要作交代。刘伯承知道后，便劝康克清去向张国焘声明一下，免除不必要的误会。康克清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必要去声明。张国焘横蛮无理，仗势欺人，采取杀马、断粮、卡伙食的卑劣手段，想叫我向他低头，没门。”她来到九军团找姜团长要粮食，姜团长说：“情愿我们不吃，也不能让总司令挨饿。你们十几个人的粮食我们包了。”从此，康克清经常牵着骡子驮粮食，宣传北上抗日是唯一出路，南下是死路一条。但好景不长，有一次她又去找姜团长弄粮食，通讯员说：“团长不知道哪里去了，几天没有见到他。”康克清说：“姜团长为了给总司令弄粮食，一定是被张国焘扣了。”她以找粮食为名，到处寻找姜团长的下落，揭露张国焘的卑鄙伎俩，她说：“张国焘可以扣人，可以断粮，但断不了我们北上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1936年2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自命不凡的张国焘在攻打名山东北的万丈镇失利后，见南下只有死路一条，不得不同意北上。于是康克清随左路军再次北上，第三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此时的康克清经过长途跋涉，身心极度疲惫，得了副伤寒，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险。四方面军副秘书长刘少文见她病重，就打算把她安排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朱老总知道后立即带着医生和警卫员赶来，等医生打完仅有的一支退烧针后，朱老总十分严厉地对刘少文说：“她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工作，生了病，你们却要把她留下不要了，还瞒住我这个总司令，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吗？”刘少文无言以答。朱老总接着说：“她病得这样重，不能留在老百姓家里，不能留下！谁还能不生病？生病不能走，用担架抬她走。”朱老总还把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留下照顾康克清同志。

    进入雪山区域，山势渐渐陡峭，康克清同志为了不拖累别人，挣扎着下了担架。潘开文只好把她的手用一条绑带和马尾巴紧紧地拴在一起，几个人帮忙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爬过了雪山。1936年7月1日，在甘孜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率领的二、六军团胜利会师。7月3日，时任四方面军党校总支部书记的康克清同志随后卫支队出发，第三次战胜困难，走出了松潘草地。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

    漫漫长征路，康克清同志北上、南下、再北上，行程达三万五千里，三次翻越了雪山、草地。历尽艰险，战胜死亡，作为女性，令人惊叹，令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