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姿焕发康克清。（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7年，康克清与贺子珍在延安抗大。（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9年在晋东南，左一陈波儿，左三康克清，右二朱德。（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0年，朱德与康克清夫妇在延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5年5月8日，刘铮（左一）、朱敏（左二）夫妇随爸爸朱德（右二）、妈妈康克清（右一）游览十三陵。（中红网红色图库）

康克清和儿童们在一起。（中红网红色图库）

康克清主席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右）。

宋庆龄、康克清（右）在政协元旦茶话会上 亲切握手。

康克清主席会见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夫人。

女红军老战友相逢格外亲。康克清（右）与邓颖超。

朱德元帅与夫人康克清。

1988年8月，到石家庄参加活动的康克清大姐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合影留念。（中红网红色图库）

    人物简介：康克清（1911年9月7日——1992年4月22日），原名康桂秀，江西万安人，朱德同志的夫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江西瑞金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政治指导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参加了长征。后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组织部长、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现在世道不同了，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

    1911年9月7日夜，在位于江西省万安县的罗塘湾，康克清（原名康桂秀）诞生在这块依山傍水的鱼米之乡。

    康克清的生父康定辉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生母黄年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家女儿。康家世代为农，都靠租耕地主的土地过活。到康定辉时，有时靠打鱼为生。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母不得已把康桂秀给罗奇圭家抱去当了童养媳。

    1925年2月，万安秘密成立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罗塘也秘密开始了农民运动，罗奇圭是积极分子，担任了罗塘农民协会的负责人，罗家就成了革命分子秘密开会的地方。每次活动，罗奇圭就叫女儿去门外放哨，有时也叫她来听一听。康桂秀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了，就积极报名参加了农民协会，做妇女的工作，启发她们的思想觉悟，组织她们与封建势力斗争。

    成立农军那天，罗塘街后面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三五成群的青年农民先后涌向这里报名。他们有的腰系大刀，有的肩扛鸟枪，有的手持梭标，虽然衣着并不统一，但却各个精神抖擞，井然有序地站在那里听候自卫队长罗存定点名。

    这时，康桂秀也领了几个十六七岁的小姐妹风风火火地跑来，挤到报名台前大声说：“大队长，我们几个姐妹也来报名，我们也要当农军。”大队长笑了笑，停下点名，站起身拍拍她的肩膀说：“你们看，咱们这里站的都是男的，规定只收男的。你们是女孩子，回去吧，等成立女子连时你们再来报名参加。”康桂秀一听不收女兵心里就上火，反唇质问：“女孩子怎么样？女孩子就不能当兵啦？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她们不都是女的吗？人家都还挂帅哩！北伐军里也有女兵，女兵也一样能行军打仗，你这个农军为啥不招收女兵？真是封建老顽固！”她又说：“现在世道不同了，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能做到。”这不客气的质问，弄得大队长无言以对。眼见她这样倔强，铁了心要参加农军，只好与农军其他领导商定破格吸收她们参加了农军，并当场在农军登记簿上补写了她和几个姐妹们的名字。

    随着参加农民运动次数的增多，康桂秀的政治素质也不断提高。但从没进过学堂读书的文化缺失，毕竟给她的实际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和不便。“要读书识字”，这是她自童年就蕴藏在心底的强烈要求。那个时节，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己又要忙着放牛或砍柴，或做其它家务，失去了良好的读书机会。不过，养父罗奇圭尚粗通文墨，有时白天忙碌之后，会在晚上凑着菜油灯，手把手地教女儿识字、写字。但毕竟受自身水平的限制，只能教一些诸如“上人大，孔夫子”或“人、手、足、刀、尺、山、田、马、牛、羊……”等常用的简单文字。这些文字，她虽然记得清写得出，但仅靠这些文字难以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

    “当我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时，心里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

    1928年元月，万安县四万工农攻克了县城，随后，江西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万安县苏维埃工农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反动派闻讯，急速从吉安、赣州调来国民党重兵直扑万安，妄图一举消灭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县委指示，康桂秀与战友们就把斗争由公开转为隐秘。

    时隔不久，为了开展新的斗争，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陈毅率红四军第28团第3营到达罗塘支援万安。罗奇圭忙着组织迎接红军，安排吃饭和住宿，康桂秀趁这个机会从家中跑了出来。她日后回忆当年情景时说：“养父怕我知道红军来到，对我封锁消息，叫养母把我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我的怀疑。我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我。我搬了一条板凳，扒着窗户往外看。当我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时，心里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我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原来他们是怕我知道红军来到罗塘湾的消息。这可由不得他们了。我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

    陈毅率部在罗塘住了一晚，与万安县委和罗塘区委的同志开了个会，除与大家通报情况、分析形势外，还号召大家报名参加红军。于是，康桂秀便联络曾华英、郭厚英、罗恒秀、刘康桂秀、张更秀、朱挺兰等六个姑娘也赶来报名当红军。一个大个子兵说：“当红军要行军，要打仗，白狗子捉到会砍脑袋，你们不怕吗？”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怕！”康桂秀接着说：“人总是要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让人当烂白菜踩一辈子强啊！”

    第三天上午，陈毅率领红军离开罗塘。当时的形势是，红军一走，敌军就来，于是万安党再一次动员已暴露身份的同志随红军一起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罗塘及附近十多个村子的一百多人跟着红军走了，其中就有逃婚的罗康桂秀。她躲着养父母，邀上遭受欺压的张良等六个女伴，跟随红军走了。

    部队到达万安与遂川两县交界处，遭遇敌人的阻击。敌军人多火力猛，红军勇猛予以反击。康桂秀们毫不畏惧，帮着红军送弹药，包扎伤员。陈毅见了，几次叫他们躲一躲，并指着横飞的子弹，劝说道：“革命是艰苦的，你们看眼前，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你们是女同志，还年轻，还是赶快回去吧。”康桂秀对陈毅说：“我们不怕艰苦，不怕死，我们就是来当红军参加革命的。”说着，与女伴们又投入了战斗，陈毅对她十分赞赏，叫万安的游击队队长游必安把她们带上。

    红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遂川县城与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康桂秀第一次看见了久闻大名的“朱毛红军”中的朱德。队伍汇合后，大家一起朝井冈山进发。令人惊奇的是，当部队在崎岖的山道上行进时，她因疲劳过度，竟边走边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间掉队了。夜深人静时，她睁开眼睛，发现四周黑乎乎的，一个人影也不见，只有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幸亏，她有一双大脚，于是使劲地跑了起来，高一脚浅一脚地在夜色中狂奔。跑了好久，她终于追上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了“万安八十个农民上井岗”中的一员。

    在井冈山休息了一整天后，红军部队征兵处给这支跟上山的游击队的每个人发了一张入伍登记表。康桂秀双手拿着这张盼望已久的入伍登记表，心情无比激动，一笔一划地填写上：“我志愿参加红军，时间：1928年9月18日……”

    从此，这近百号万安游击队员摆脱了无休无止的苦难生活，来到了红军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年方十七的康桂秀，穿上了崭新而合体的灰布军装，腰带一束，灰色八角军帽一戴，显得更加英姿飒爽。多少个日日夜夜梦想当红军的她，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圆了这个美好的梦，开始书写人生的新篇章。

    “改名康克清，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

    1929年在闽赣交界处的长汀，经曾志和彭儒介绍，康克清与朱德结婚了。时年，朱德43岁，康克清17岁。

    1930年1月初，红四军从福建西部打游击回到江西。康桂秀随朱德回到了吉安地区，在红四军司令部做机关工作。

    那天，康桂秀见到同样参加了红军的老乡刘光万，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我想改改名字，你能不能给我想个名字？”刘光万说：“康桂秀这个名字蛮好的，改它干什么？”她说：“这名字太像乡下妹来仔的名字，不像红军战士那么硬气。你看人家贺子珍、曾志，名字多好，一听就晓得是干革命的，又有文气，彭儒名字也起得好呀。像郭化非，他原先叫郭名河，不也改名了吗？革命首先得分清是非，这‘非’化掉了，不就正确了？”刘光万笑了起来：“你是觉得‘康桂秀’不好配总司令这个‘德’吧？那好，让我想想……”想了一下，就说：“总司令喜欢你老实正派，做事勤快，真要改名的话，就叫‘康克勤’吧！”康桂秀高兴了：“康克勤？这名字好。这三个字怎么写？”刘光万从衣袋里抽出笔来，在手心上写给她看。她见“勤”字笔画多，自己识字不多，这个“勤”字他不说自己还不认得呢！就说：“把‘勤’字改作‘清’字，写起来省事，还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刘光万说：“那当然好，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她回到家，告诉朱德自己以后要改名“康克清”，朱德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提醒她党员和干部改名字一定要向组织报告，领导批准了才行。于是，她就写了个报告交上去，很快得到批准。从此，康桂秀就正式改名叫康克清了。

    1931年元旦刚过，由红一方面军总部副官处长杨立三等介绍，康克清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她第一次在党费证上写上了“康克清”这个新名字。

    这时，第一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红军缴获了敌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敌军电台报务人员王诤等，经过教育和争取，也参加了工农红军。总部领导决定，以王诤等为教员，举办红军无线电训练队，康克清被选为第一期学员，学习翻译电报。两个月后，康克清担任了总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踏上了新的征程。

    “打仗重要的是不要慌乱，一定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统一行动，互相配合”

    1931年11月，康克清奉命去瑞金叶坪，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在这次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自此，康克清的工作更忙了。

    为了迎接新的军事斗争，1932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一支180多人的女子义勇队，康克清任队长。1932年11月15日，康克清以优异成绩毕业，从校长兼政委叶剑英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仍回红军总部工作。1933年1月，康克清又调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方作战紧张，后方工作也繁忙，康克清常常受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的派遣，到各地督促检查工作。

    有一次，康克清一行3人被派往杨殷县检查作战工事和碉堡修建情况。他们沿宝山黄塘等地检查了一些工事和碉堡，发现有些碉堡枪眼开得过大，内外一样，大概因此被说成朝着我们自己的方向。到了武索区，准备到赣江边上的菊溪、黄屋一带去，那里同敌人只是一江之隔。区里同志对他们说：“对面赣江以西已被白匪占领，不断有白匪过江骚扰，最好不要去。”

    “我们来执行任务，哪能被这点情况吓住？一定要去。”康克清坚定地说。

    于是，区里就派一人带路，傍晚，康克清一行才到棠梓乡政府，见到乡苏维埃主席和武索区黄武游击队长游联煜。游联煜当即向康克清汇报了前两天敌人过江抢劫，烧毁两家红军家属房子，走时扬言过两天要血洗菊溪、社田、良境的情况。

    “你们看着白匪烧杀抢掠，为什么不打？”康克清不解地问。

    游联煜说：“不是不想打，是难打。常来这里骚扰的是武索靖卫团，有八九十人。团长邱延龄十分凶狠狡猾，还有武索守望队七十多人，可我们游击队只有五十多人，大家从来没有打过仗。”他听说康克清是从红军总部来的，又是朱总司令的爱人，就说：“康同志，你是总部派来的，你指挥我们打吧，我们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昨天白匪过江抢掠后，扬言过两天还要来。不打他一下，他们太嚣张了！”

    康克清暗自思忖：“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不少战斗，在红军学校也学了军事理论，但从没当过指挥员。现在，要指挥一场战斗，能行吗？”可望着激愤的游击队员和众乡亲，她又怎能推辞？她镇静了一下，平和地说：“好吧，大家就商量一下，如何打好这一仗？”

    康克清引领大家边察看地形，边研究作战方案，并决定当晚进行具体作战部署。晚饭后，召集班长以上人员开会，把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分左中右三路埋伏在三个地方，军分区一个排作机动力量，在天亮前全部进入指定的埋伏地点，还规定了联络和出击信号。为了造大声势，还特地叫赤卫队员带上锣鼓，少先队员带上鞭炮和油桶，在必要的时候，鞭炮锣鼓齐鸣，以迷惑敌人。

    最后，康克清作战前总动员，她分析了战斗必胜的有利条件，提出了战斗和保密的要求，她的动员报告赢得阵阵掌声，大大鼓舞了士气。红军排长毕竟有战斗经验，告诉大家：“打仗重要的是不要慌乱，一定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统一行动，互相配合。我们各路人马都必须听从红军总司令部的康同志指挥。”就这样，康克清被大家推举为“女司令”。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就偷渡赣江又来抢掠了。康克清指挥大家按原定计划分三路行动，只是针对敌人的情况，把伏击方法略作改变。敌人很狡猾，发现情况异常，很快就与我方一路队伍交上了火，枪声响了起来。康克清抓住时机，命令游击队赶快紧随军分区的红军排，向敌人猛冲过去，赤卫队、少先队跟着助威。敌人在我三面包围下，马上乱作一团。他们想不到常出没的地区真的来了红军，而且这么勇猛，眼前硬是真红军，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纷纷仓皇逃窜。

    敌人退据在一个小山头上，企图据险抵抗。康克清带着部队冲到山前，一看地势，果断命令游击队从三面把山头围起来，队伍隐蔽作战，围而不击，虚实结合，叫敌人摸不清我方实情，不让敌人发现我方主力只是游击队，枪支少而破，否则，敌人居高临下，我们会吃大亏。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本来就在恐慌中，又见我方先攻击后隐蔽，以为马上就有大动作，不待康克清指挥三路游击队合围完，敌人大部分都各自逃窜了。我军直追到江边，敌人最后一条船已离岸几十米了。来不及逃走的敌人，几乎都被游击队打死了。这一仗敌人死伤二十多人，我方仅牺牲一人，轻伤五人，缴枪五支，截获了被敌人抢掠的粮食、牲畜、财物。敌人挨了这一顿打，几个月都不敢再过赣江进红色区域骚扰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和当地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这次胜利。还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赞扬康克清：天兵天将从天降，双枪司令会打仗。自从来了康克清，白匪不敢过赣江。“红军女司令”康克清的美誉就从那时传开了。

    日后，康克清回忆指挥这场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情景时，却谦虚地说：“那一仗是我指挥的，但大家称我为‘红军女司令’，就名不副实了。你看过总部有这样的任命吗？”简单的一句话，尽显康大姐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德。

    “中央、军委领导就在我们身后，我们就是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这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有32位坚强、勇敢的女性，康克清就是其中的一位。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康克清则随同朱德等中革军委一道行动。

    长征部队渡过湘江不久，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队长生了病。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命令康克清临时负责担架队的工作。

    康克清感到担子很重，不敢稍有疏忽。因为担架队是专为作战负伤或生病而无法行走的中央、军委的高级干部服务的，如王稼祥等。尽管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干部不睡担架，但也都随担架队一起行动。

    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康克清在岔路上遇到了周恩来率领的中央机关队伍。周恩来叫康克清领着担架队走在前面，他们随后。身后又多了个中央军委机关，康克清顿感压力增大，觉得肩上的担子非同寻常。为了安全起见，康克清马上从随带的一个步兵班里抽出两名战士到最前面去作尖兵，又派人与前面的司令部机关取得联系。

    走着，走着，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大家的头顶飞过。两名尖兵赶过来向康克清报告，前面不远处的山上有一股敌人发现了我们，正向我们射击。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焦急地询问情况，康克清急忙凑到担架旁说：“有我在这里，你只管放心吧！”

    随即，康克清命令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通知后面中央机关的队伍停止前进，她则带上步兵班赶到前面观察敌情。康克清看到前面山头上有一个个小黑点晃动，至少有几十人，正从侧面迂回，看样子，敌人像是要冲下山来。康克清心想：必须要当机立断阻击敌人，争取时间请司令部和前边的红军队伍尽快派人前来支援。

    于是，康克清立即命令在后面负责掩护的特务排，调两个班上来支援，又派人火速报告司令部。她自己则带领步兵班冲向前面山边的一片坟地，占据几个大坟包。她大声地对战士们说：“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就是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这里袭击担架队。只要我们坚持个把钟头，红军主力很快就会过来消灭敌人。”战士们看到指挥他们的是素有“红军女司令”之称的康克清，个个信心满怀，人人士气旺盛，纷纷表示：“放心吧，指导员！有我们在，白狗子休想过来。”

    康克清又告诫大家：要节省子弹，不瞄准目标不准开枪；注意隐蔽，打两枪就要换一个地方，减少伤亡。

    很快，一股敌人从山上冲了下来，康克清瞄准后，一枪就打倒了跑在最前面的那个家伙。战士们也都扣动了扳机，又击倒了几个匪兵。剩下的敌人见状调转屁股，纷纷爬了回去。

    这时，特务排的两个班上来了，康克清便命令他们从右边向敌人的侧后迂回，然后发起进攻，赶走敌人，以解除对中央首脑机关的威胁。同时，提醒大家注意，千万不能同司令部派出的增援部队发生误会。他们刚走，康克清又立即派人把这一决定向司令部通报。

    过了不大一会儿，山上的白匪军又组织了第二次攻击。敌人先是集中火力对着坟地一阵猛射，子弹吱吱地钻进泥土里，冲起阵阵尘烟。康克清叮嘱大家先别还击，注意观察，等敌人往下冲时，瞄准一个打一个。一阵狂射后，敌人从山上的乱石草丛后面冲了下来。康克清命令先打最前面的敌人，一阵枪响，敌人倒下了好几个。康克清看跑在最前面的两个白匪兵，距离只有五六十米远了，就对身边的班长说：“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两人一齐扣动扳机，那两个家伙都应声倒下，后边的敌人立即返身向山上跑，一二十个跑得慢的就躲在乱石和草丛后面。

    正当康克清思考如何对付他们时，那边传来枪声，只见离山头不远的右边，有二十多人在向敌人冲击。很显然，是特务排的那两个班上去了，正向敌人的侧背发起攻击。接着，山头的左后方也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远处的敌人在喊叫：“不好了，红军从后边上来了！”原来，刘伯承接到康克清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司令部通讯连从敌人的左侧后包抄过来，打得敌人猝不及防。

    那些藏在乱石草丛后边的敌人，一看不妙，全部爬出来向山上逃跑。康克清立即带领战士们追击，又打倒好几个。在激烈的枪声中，山上的敌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很快就四处逃窜了。

    看到担架队和中央机关转危为安，康克清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等特务排回来清点人数，只有两人轻伤。

    后来，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是贵州黄平一带的民团，有一百多人，正在调防，他们在山上看到康克清带领的担架队里有不少骡马，本想趁机发点洋财，没想到遇上了智勇双全的“女司令”康克清，偷鸡不着，还吃了大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