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化名黄代芳下围场地方工作，那年37岁，已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9岁，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当她1941年经西伯利亚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时候，妻子的位置已被人取代，日夜思念的孩子也杳无音信。当时，大家都以为她受不了这种打击，会像有的人那样疯掉。可她非但没有疯，而且仍像一个普通战士那样站在她从前的队伍里。面对人们投来的目光，她淡然一笑，说，我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嫁给某个人的。但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于是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往血泊中走。

    母亲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而来的，许多伤员莫名其妙死亡，大家普遍怀疑其中有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轻伤员送进去被拖成了重伤员，重伤员送进去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她还去医院后面的坟场看了看，看得她心惊肉跳。当时正值寒冬，坟场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坚硬如铁，一锹铲下去火星四溅。由于墓坑挖得浅，尸体的掩埋草率从事，烈士们埋下去没几天就被野狗扒了出来，尸骨扔得到处都是，惨不忍睹。

    从医院回军区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省医院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当前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的工作，否则，当激烈的战争到来之时，损失将不堪设想。

    当母亲申请脱下军装，要求去地方工作时，人们都以为她的脑子出了毛病。她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又经过长征考验，还到苏联喝过洋墨水，这样的资历在党内军内有几个？部长亲自出面来挽留她，说，蹇大姐，战争很快就要打起来了，地方情况复杂，兵荒马乱的，你一个老同志、女同志，还是留在军区机关吧。但母亲去意已决，几句话就把部长说服了。母亲说，我要求下地方，就是因为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届时，部队的给养、大量转往后方的伤病员，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地方的有力支持。省医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看到那么多伤员从战场上活着抬下来，却死在了医院，令人心痛啊！

    这是1946年4月下旬发生的事情，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的谈判正陷入僵局。像母亲这种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早明白国共两党势不两立，早晚要打起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射出去。

    围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八路军和平接收的新解放区。所谓和平接收，就是日伪军被赶走了，八路军干部带着小股部队来接管。由于没费一枪一弹，日伪培植起来的势力毫发无损，国共一旦开战，他们的枪口对准谁就很难说了。还有许多土匪藏在深山老林，常常闯下山来抢钱抢粮，闹得人心惶惶。这种种不安定因素，决定了县委的工作极其危险和复杂，这里的同志说不定哪天便会遭到杀害。

    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机关干部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此外，我党正对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县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说，蹇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到达围场的当天，她便骑上县委为她准备的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踏上了迎送过往干部的征途。

    在当年皇帝围猎的这片土地上，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骑白马，挎双枪，不知疲倦地把党的一批批干部送往东北，她那副飒爽英姿的模样，如同一幅画，留在了围场人民的心里。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记得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大多是她长征时的老战友、她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学，以及后来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每次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都像亲人的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心里畅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把他们安顿在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围着噼噼剥剥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解放后，无论在哪个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宣告开始。围场的过往干部少了，也面临着国民党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的大兵压境。随后，军区、省委和地委陆续从热河撤到县里。

    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同时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纯洁健全各种武装力量。

    农历10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回县里向黄火青汇报工作。就在这天晚上，孟奎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刚整顿的区小队仓促应战，顽强阻击，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剩下的全部牺牲。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不禁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

    10月18日清晨，城子区又响起了枪声。这次因县委及时作了布置，区小队没遭受多大损失。敌人攻进区公所后，只从柴草堆里搜出一个叫邢玉清的伤员。邢玉清已经站不起来了，趴在地上大骂国民党匪徒和为他们带路的地主，后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活活地拖死。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石觉的部队占领隆化，开始向围场逼进。军区、省委和地委继续后撤，围场突然孤悬于敌人的铁蹄下。

    这时，母亲接到省委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她迅速回分局，另行分配工作。她把电报交给身边的几个区委书记传看了一遍，语气沉重地说，敌人来势凶猛，省委这个时候调我走，你们说我去还是不去？

    区委书记们已经知道母亲的来历，也明白省委在这个时候把她调走的用意，沉默半天。有人说蹇大姐，我们佩服你的能力，更敬重你的人品，从心里希望你能带着我们继续战斗。但你的资历那么老，又是女同志，而且孩子至今都不知道下落，我看你还是服从调令回分区。留下来多危险啊，谁知道是死是活？

    听见这席话，母亲既感动又难过。她想，我资历老，我是个女同志，我有个不知下落的孩子，我就有权利选择离开吗？在生死面前我脚底抹油，以后还怎么见这些曾生死与共的同志？因此母亲说，同志们，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着想，但我的命并不比你们的值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调走？我黄代芳可不是那种油皮一冒就凉水一缸的人。实话说吧，我来围场，就没有想过活着回去。今天我再向你们表个态：生，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生；死，我要和围场人民一起死！

    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分几路向围场推进。县委迅速组织力量转移财物和粮食，妥善安置行动不便的干部，果敢处置监狱里关押的汉奸和地主恶霸；然后以东、西、中三路，由县委书记、县长和我母亲分头领衔，带领群众向内蒙古方向撤退。

    母亲坐镇的中路，集中了以新拨区为主的数千老百姓，逶迤而行的队伍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忍痛放弃家园的群众扶老携幼，呼天抢地，把舍不得扔下的东西都扛在肩上。有的把花花绿绿的被子披在肩头，一层又一层的，行走极为艰难。撤退当然不能走大路，这样会被敌人追上，因此离开村镇就得上山，道路崎岖难行。

    母亲骑着马在前后奔跑，嗓子喊哑了，身子被行走在山路上的马颠得快要散架了，心里火烧火燎的。她想，老百姓是多么无助啊，战争就像驱赶一群牲口，把他们赶来赶去，让他们流离失所，受苦受难。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共产党革命不就是为了拯救他们吗？在这危难之时，只能尽力保护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

    两天后，东西中三路撤退大军在内蒙古经朋会合。回头清点队伍，县委和区委干部只撤出来70多人，失散的群众不计其数；在仓促中转移的财物和粮食，有的被敌人抢去了，有的还搁置在敌占区，有的在大撤退途中散失了。好在县委的三个领导都安然无恙，当县委书记王克东、县长张静之和母亲的手重新握在一起的时候，日后生存的严峻和斗争的艰难，已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

    从当年收复县府大院，到如今剩下几十个干部撤退到外地，这个转变太突兀了，必须重振旗鼓，卷土重来！根据党中央“区委不离区、县委不离县”的精神，县委这时做出决定，以分区部队为依靠，集中县机关干部和武装力量，由三位主要领导带队，伺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在过去的11年中，母亲经长征到延安，又经延安到苏联，如此国内国外地转了一大圈，到1946年的这个时候，又回到了她在湘西所经历的岁月，成了一个出没于敌占区的女游击队长。

    昼伏夜出，风吹雨打，大路不走走小路，整天躲躲藏藏，这就是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此后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他们常常是饱一顿，饥一顿，生熟不论，只要能充饥什么都吃；夜晚居无定所，碰见茅屋睡茅屋，遇上猪圈睡猪圈，有时干脆不睡，几个人背靠背地在星空下坐到天亮；子弹任何时候都上膛，与敌人遭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寒冬到来了，大雪纷飞，口外的寒冷令人心惊。母亲后来回忆说，在围场打游击的日子，什么苦与天冷的苦比起来，都算不得苦了。他们出去执行任务，风餐露宿，气温达零下二三十度，那风不是吹过来的，而是像刀那样割过来，砍过来。即使躲在日伪时期围民并屯留下的废弃茅屋里，大家也得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夜晚伏击，必须相互提醒不能打盹，否则一觉睡过去，人就会被冻僵，再也醒不过来。走在路上，枪不能用手拿，只能像搂孩子那样搂在怀里；用手拿着枪，枪很快就与手冻在一起，想要掰开，得生生撕下一层皮来。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蹇先任不计个人得失，以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据理力争，抵制地委的错误决定，保存围场县的有生革命力量。此后，她受冀热察区党委委派，出色地完成四海县建县的重任，担任四海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在土改斗争中，抵制“左”倾路线，受到组织解散、撤职、降职的不公平对待，四海县的土改运动也因之受到严重挫折。这一错误纠正后，1947年她任哈尔滨市区委副书记，沈阳市(中央直辖市)东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为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后历任要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蹇先任应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要求，任中共常德地委委员，11月任中共慈利县委书记兼县长。1950年3月，蹇先任调武汉市(中央直辖市)工作，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兼武汉市机关党委委员，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她先后担任武汉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共武汉市委纪律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4年6月，调中央轻工业部工作，任审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56年8月进中央党校学习。1958年2月调任轻工业部干部学校任校长兼总支书记。197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副部长级）、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年12月离职休养。2004年7月25日，蹇先任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蹇先任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刘淇、刘云山、张立昌、陈良宇、贺国强、郭伯雄、王刚、乔石、宋平、尉健行、宋任穷、徐才厚、何勇、李铁映、陈至立、刘延东、李蒙和肖克、廖汉生、谷牧、张震、布赫、曹志等，以不同方式对她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女红军、女革命家蹇先任，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