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组织上为了照顾怀有身孕的廖似光，把她编在休养连。部队在敌人的空袭和堵截中穿插前进，遇有敌情时还常常要急行军和投入战斗，这对一个孕妇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但廖似光始终紧跟着部队，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不仅如此，她还同大家一道访贫问苦，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做民工的思想工作。

    由于过度的疲劳和严重的营养不良，部队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似光就早产了。廖似光在上海担任政治交通员时，曾经生过一个女婴。1933年冬天，组织上决定调她到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到瑞金，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要经过几个月的颠簸才能到达，单身的女同志已很不容易，何况要带着一个新生婴儿啊。廖似光再三考虑，最后忍痛把女儿交给了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唐益之。后来，唐益之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杳无音信。

    现在，廖似光多么希望能带着这个孩子走啊!可眼前残酷的生存环境，逼迫着她再次含弃了自己的亲骨肉。她把孩子用毛巾包好，上面写上他是红军的后代和出生年月，然后含泪把孩子放在当地，一步一回头地离去了。

    为了自己心中的信仰和无悔的追求，这位年轻的母亲第二次丢下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女红军生下的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先生后舍的模式。那些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是不幸的母亲，但同时她们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邓颖超大姐十分关心这位坚强的战友，她让人找来担架，抬着身体极度虚弱的廖似光行军，可廖似光只躺了10天便下地走路了。邓颖超又让她骑马，她还是不肯，坚持同大家一起步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