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遵义城。我和几个战友在街上遇到张闻天，张闻天邀我到他的驻地聊天。张闻天和我自从在莫斯科认识后，交谈一直比较随和，这次却有些拘谨，我预感到他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说。沉默了一会儿，张闻天终于开口了。他有些不自然，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互相都很了解，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张闻天向来怀着一种敬爱的感情，从没有往“恋爱”两个字上想过。从“敬爱”到“恋爱”，其间有一大段距离。长征开始，每天累得要命，有时连绑腿都不愿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没有功夫想到“恋爱”两个字。所以，我就直接回答：“我早有打算，5年内不结婚！”

    然而，这次谈话却在我的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说实在的，我的话虽然说得很坚决，但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幕幕往事都涌上脑际：刚到中央苏区不久，是他来的一个电话，喊着我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要打我的“土豪”（即让我请客）；在中央苏区那座小楼里打乒乓球，总要喊“刘英，来一盘！”第一次到于都开展扩大红军工作，幸亏收到他写给我们的长信，使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第二次扩红，毛主席在于都打摆子，高烧不退，他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到于都，把毛主席的病治好了……这些事情当时一点都没在意，这时回想起来，觉得闻天同志确实可亲可爱。不能否认，我对他的感情确实在

    向恋爱转化。我不断警告自己，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藏起来，现在可不是谈恋爱、结婚的时候。我认准了一个理儿，在长征途中，要做工作，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生孩子，就别想工作。我不能选择后者。

    1935年4月，我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从此，张闻天和我的接触多了、了解多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我接受了张闻天的爱。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对我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我幸福地点点头。

    1936年6月，我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人的行李卷到一起就算成了家。倒是毛主席到瓦窑堡后，来闹了一闹，算是补上了“闹新房”的一课。当时毛主席率领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回来后情绪很好，来到我们的住处，一进门就喊：“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我说：“拿什么请客呀？又没钱，又没东西！”毛主席笑着说：“有东西！”接着又说：“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然后读了起来：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安家瓦窑堡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西的吴起镇。

    刘英一到瓦窑堡就放开肚子，把小米、羊肉吃了个饱，张闻天看着她那副贪婪的吃相，忍不住哈哈大笑。

    “刘英，你知道这是什么米吗?”张闻灭问。

    刘英摇摇头，答不上来。

    “这是陕西的小米，非常养人的。”

    刘英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也难怪，她从未没见过这种米。

    “你看，红军不再像吉普赛人那样奔波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家了?”张闻天接着问。刘英再也不好拒绝了，羞涩地点点头……

    长征途中，刘英对张闻天心存感激，张闻天事事处处关心她、照顾她。她在中央队当秘书长的时候，每次开会部是她做记录，那时一般人都用铅笔，谁如果有支钢笔可是稀有的宝贝，张闻天就有一支，每次开会要做记录了，就主动借给刘英用。会后，他总要认真地把记录审查一遍，把记得不准确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存进他的文件箱里。过雪山时，张闻天关切地告诉她：“当地老乡说，‘走拢新寨子，立下灵牌子’，要想从新寨子再往雪山上爬，就要先在家里立一块灵牌，能不能安全地回来可就难说了。刘英，你可千万要当心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