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最后选定程汝明做她的厨师

　　1961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从警卫、秘书到厨师等，都经历了一番大变换。李锡吾也在那个时候离开了。厨房里稍微老点的人，只留下了程汝明。

　　也是在这一年，江青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因为伙食费记账的问题，让程汝明和她有了接触。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及夫人的伙食费用，是按月结算实报实销的。这个账如何算，内部按有关规定掌握。比如给某人做鱼，如果只用一条鱼的一段，其余部分交由食堂处理，结算时就只算那一段的钱，其余部分不能记在某人的账上。

　　但上海方面不知道这个规矩，在江青住沪期间，凡为她做饭菜购买的东西，不论实际用了多少，全部都记在了江青的头上。结果一个月下来，江青的伙食费竟高达二百六十多元，而江青当年的工资才不过二百元刚出头。毛泽东顿时火了，他把程汝明推荐给江青，说我身边有个师傅，很合适你。

　　当时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还向江青推荐了另外几位厨师。江青让他们各自试着做了一天，结果其他几个师傅做的江青都吃得少，剩得多，唯有程汝明做的江青都吃完了。于是，江青选定了程汝明做她的厨师。程汝明在江青身边一待就是十六个年头，直到“四人帮”垮台。

　　程汝明对工作尽职尽责，江青也没怎么故意为难过他。“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的脾气越来越大，她身边的人没有没挨过她训斥的，她也曾借饭菜之事闹过别扭，但程汝明从不跟她计较。不光自己不计较，还要给其他挨了训斥的人做工作，叫他们不要往心里去。“我们的任务就是为首长服务，其实这也是为毛主席服务，江青吃好了，不因这些事搅扰毛主席，毛主席不是也能少操些心吗？特别是毛主席见到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辛苦啦’。有毛主席这一句话，再大的委屈，我们都能承受。有时，我们也跟江青斗，但这种斗，也是以维护毛主席的形象为出发点的。”

　　在吃饭方面，江青也不是像社会上传说的那么挑剔和过分的讲究，一般程汝明做什么，她就吃什么，当然他也注意照顾江青的特殊口味。她的饭量很小，偏好南方口味，喜欢清淡的，葱、姜、蒜都不吃，辣椒也不吃。吃鸡只吃一斤左右的雏鸡，老母鸡炖汤她只喝汤不吃肉，肉有时就由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消灭”了。

　　“程书记”铁面无私：“江青最低限度也要交五块钱”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主要住在钓鱼台，程汝明跟着她基本上也就待在了钓鱼台。但她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到人民大会堂，程汝明多数情况下随行为她做饭菜。偶尔没有随行，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厨师怕做出的饭菜不对她胃口，凭空生出什么是非，就会把电话打到钓鱼台，向程汝明请教，于是他得了个“遥控”的绰号。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演进，江青的地位不断上升，她陆续配备了专职秘书、警卫、护士等，身边的工作人员多了起来，她这里也就成立了单独的党支部。最初，支部书记是由她身边的警卫或秘书来担任的。

　　1973年，江青对相继担任支部书记的秘书杨银禄和警卫周金铭不满，甚至提出把他俩抓起来。他俩虽受到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的保护，但也无法再回江青身边工作了。

　　后来，江青让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会。会议室里一圈沙发，与会者一个挨一个坐着，程汝明坐在周恩来总理左手边。会开得差不多了，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还得有个新的党支部书记吧？”说完环视了一周，像是等待工作人员提名。

　　周恩来一指程汝明，说：“那就你吧，大师傅当。”程汝明一听就坐不住了，他腾地站了起来，几乎是喊着说：“总理，总理……我可不行……”周恩来对程汝明说：“程师傅，你不要激动嘛。”听周恩来这么一说，程汝明只好安静地坐了下来。最后，周恩来说：“就这样啦。”江青也没有异议。周恩来走的时候，她送出了门。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动辄就搞无情斗争，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她都有几分恐惧，生怕稍有不慎惹祸上身。但程汝明从未因惧怕江青的骄横而置原则于不顾，特别是在他担任了支部书记以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曾讲过一个有关程汝明的故事。

　　那是邬吉成第一次因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而随她外出到海南岛。按规定，中央领导及随行的班子到外地，要向当地接待单位交伙食费。邬吉成、程汝明交五角钱，另外一些工作人员交三角钱。地方上的人在收了他们的伙食费后说：“领导和首长就不要拿钱了。”

　　别人听了都没有吭气，邬吉成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以往的惯例是怎样的，也不好说什么。但清楚江青伙食标准的程汝明大声说：“她怎么能不拿钱？她最低限度也要交五块钱。”那是邬吉成和程汝明第一次搭档，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他们遂成为至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一届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程汝明主管新一届书记处书记们的餐饮。他不仅工作井井有条，还带出了一批有水平的年轻厨师。自从1956年程汝明被评为一级厨师长，这一行当再没有更高的职称了。直到1983年，中国烹饪界有了特一级厨师，他才又一次得到提升。2002年，北京烹饪协会授予程汝明“国宝级烹饪大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