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半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领导秋收起义时，他已经34岁，长征之初已届不惑，可以说是久经战事。而此时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王稼祥27岁，博古26岁，远在莫斯科遥控他们的王明28岁。他们徒有理论，满口马列，就是远离实际。而毛泽东的名言“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就是针对他们而言。正如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泽东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而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9\]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明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明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泽东、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20\]这里面的“有人讲”指的就是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