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可以一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之子。去过韶山的人，一定对毛泽东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据20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家被划为富农。但是坦率地说，根据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切身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富农恰恰是中国传统中最本分、最勤俭甚至是最吝啬的农民，就像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样，勤俭持家，甚至到了吝啬刻薄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创下那么一份家业，这样的家庭无非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沿坡讨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毛泽东的草根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第二，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领袖。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历代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又有几个是真正出身农民的？为什么强调此点？因为此点与中国革命重大相关。

　　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这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采取和农民几乎一致的立场，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甚至明显有悖于“陈独秀们”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理论发现，成为了当时具有浓郁书生气的中国共产党高层中的“另类”。同时，毛泽东开创和领导了红色割据——“1928年湘赣边界共产党的状况与1917—1918年的俄共与苏俄红军的情况不啻相距万里。在湘赣边界形成的由农民组成的红军，和在红军指导下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三位一体，是客观历史环境的产物。这个以军队为核心的三位一体是作为苏共模式一个分支的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基本形态。只是当时，它正处在刚刚成长的萌芽状态，而不被正统的中共中央所理解。”\[13\]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并践行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出的一大批“农运”中坚已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极而言之——农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治国主张纷纷攘攘，斗争形势错综复杂，革命领袖群雄逐鹿，为什么唯有毛泽东一出手就能抓住中国革命之要害？为什么像陈独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遇到武装斗争就手足无措？为什么像瞿秋白、王明等“以俄为师”的共产国际直接培养的佼佼者一遇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碰得头破血流？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比他们更懂中国，更懂农民，更懂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对手蒋介石虽然也熟读孔孟，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奉曾文正公为圣人，企图效仿曾、胡剿灭洪、杨来剿灭朱、毛，但当他碰到代表最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谙熟曾、胡兵法，更掌握了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毛泽东，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只有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融会贯通。正如刘少奇所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14\]周恩来也曾说过：“毛主席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使得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15\]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譬如说梁漱溟，梁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正规大学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1938年春，这两位在政治信仰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有过6次深入的长谈。\[16\]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糅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探求民主科学与中华文明的融合。这一点，他与毛泽东颇为相通，都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精神气质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改造，从而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是毛泽东、梁漱溟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再一个，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前后播出的那几部电视剧，像《长征》、《延安颂》，里边有一些历史细节跟以往大相径庭。比如，在这些电视剧里只有周恩来——由于他的性格温文尔雅——始终是口称“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这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忆一下，在所有这些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这也是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长征之初，怎么将这样的局面、处境传达给广大将士呢？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再比如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崽卖爷田心不痛”，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江西老表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国台湾的毛泽东研究权威学者、《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在他所撰写的台版《毛泽东语录·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杨照进一步指出，毛泽东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20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17\]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识分子，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格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
》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选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功夫，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18\]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