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解诗。解诗是赏诗的前提，如果把诗句理解错了，就无法体会“诗味”。毛泽东对如何读诗、如何解诗也很重视，有着独到的见解。如回答“云横九派浮黄鹤”一句诗的询问时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在回答“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诗的询问时说：“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这是说，读诗和解诗，都不要拘泥个别字面，要看整体诗意。“不必深究”，是要求不必刻意求深；求解过分，反而引起误解。尤其是诗词中的数量词，有些是约数，不必一一去数。这不但对理解作品没有意义，而且会损害诗境的整体美，降低读诗时的激情，减少赏诗的美感享受。“不必深究”和“囫囵吞枣”是两回事。

　　解诗不能拿历史事件一一核比，特别是有些写生活情趣的诗，更不能作为政治历史考证的确凿依据。1958年曾有唐诗注释者，将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解作贺的亲生儿女。刘少奇根据诗中所写“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句子，推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事涉巨大，有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毛泽东特致函刘少奇，表示此议“不甚妥当”。他指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唐史及整个历史都未闻关于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同时又明确批评：“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不确据。”这些见解极其重要，说明解诗不能臆测，要有根据。这根据就是：一是合乎生活情理；一是合乎史料记载。而且论史取证，不能是孤证。总之，解诗要知人论世，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毛泽东关于解诗的见解，不但弘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而且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