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先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和中南海游泳池居住了27年零3个月。毛泽东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遗物，譬如他钟爱的大量书籍、文房四宝、唱片磁带、还书条、收音机、诊疗证、小轿车、梳子、打有无数补丁的睡衣等。1990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南海5000余件毛泽东的遗物移交伟人故居毛泽东纪念馆珍藏。这些珍贵遗物是毛泽东严于律己、清廉为政、博览群书，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鞠躬尽瘁的伟大人生的历史见证。
　　
　　还书条

　　毛泽东一生都以酷爱读书而闻名于世。他是“活到老，学到老”坚持终身学习的一代楷模。家境较为贫穷的毛泽东早年读书条件很艰苦，但他的求知欲望相当强烈。他到处借书来读，把韶山冲能借到的书都借来通读，甚至连和尚的经书也借来读，真正爱书至如痴如醉的地步。

　　他的外祖父家耕读并重，藏有不少书，他的两个舅舅也积极支持他多读书，这使他的求知欲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他经常翻山越岭去舅舅家借书。1910年秋，他受表兄文运昌的引荐，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他是学校藏书楼的常客，在读到《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后，他发誓要成为英雄豪杰。

　　以下一张还书条鲜明地记载着他少年时代读书的情况：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这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现存最早的实证资料。据文运昌后来回忆，这张还书便条是1915年毛泽东从长沙省立一师回家过春节时写的。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由于有违父亲的意愿，父亲断绝了资助，他因此陷入“经济危机”。他无钱买书，便只得借书。1916年1月28日，他写信给萧子升，谈的就是借书的事：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

　　第二天，他又写信说：

　　《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随后，毛泽东还与萧子升谈了一通借书、读书之道。萧子升准备送一些书给他，他不愿意接受。他在2月29日的信中说：

　　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本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进入北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然是他获得读物的重要途径。如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北京图书馆旧址靠近中南海，毛泽东常请中央办公厅的人到那里去借书，这引起了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叫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地去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将这个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建国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各类图书2000多种计5000余册。
　　
　　《曾文正公家书》四卷

　　毛泽东一生追求真理，刻苦读书。他在丰泽园的个人藏书近十万册，册册都留下了他认真阅读的痕迹。纪念馆的遗物中珍存有毛泽东生前在不同时期精读、批注过的部分书籍，查阅陈旧古书时用的手套，看书写字时保暖用的袖套、热水袋，还有他读书时所用的特制单腿眼镜以及放大镜等。毛泽东到了晚年视力下降，又经常卧床读书，工作人员为他特制了两副单腿眼镜，当他左侧时，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后来患了白内障，只好配上放大镜来阅读。

　　引人注目的是，在毛泽东留下的遗物中，有他早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的是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这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国藩去世七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年代已相当久远了。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手书。但书里没有批语，只有密密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这几本《曾文正公家书》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用过的《诗经》、《论语》一样，都是毛泽东遗物中现存最早的本子。

　　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出生时，曾氏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声名尚未褪色。从地域文化来看，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湘乡是韶山的近邻。韶山曾有成千的民众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并有数十人立功受皇帝封赏，升至提督、总兵等高官，仅毛氏家族中就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当了提督。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外祖父家在湘乡凤音四都，那里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大，毛泽东自然也受到了熏陶。

　　在毛泽东1913年所作的笔记《讲堂录》中，时时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曾国藩的字）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920年6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把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为近代楷模。

　　随着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开始辩证地、全面地认识曾国藩，把曾国藩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与修身、治国、治军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区别开来。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收音机、唱片和磁带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毛泽东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撤离时，毛泽东有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及相当多的书籍他坚决不同意丢下。

　　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毛泽东只好同意换台新的，但这台老式收音机作为毛泽东的遗物留存下来。

　　据韶山毛泽东纪念馆提供的一份目录统计显示，毛泽东生前听过的唱片有几千张，磁带有2400盒。这些唱片、磁带内容包罗万象，从戏剧、相声到国内外各种舞曲、古典音乐，应有尽有。其中，各种戏剧，尤其是京剧、昆曲占了绝大多数。

　　毛泽东对京剧的爱好始于延安。那时，毛泽东居住的普通窑洞里，时常传出那架每分钟78转的手摇留声机发出的动听的京剧唱段。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经常哼唱《空城计》、《草船借箭》的段子；到达西柏坡后则常听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群英会》；进入北平前后，毛泽东最喜欢《霸王别姬》。

　　1949年3月，毛泽东带着在延安时期添置的手摇留声机进入北平。新中国建立后有了条件添置更多的唱片。随后，他购置了录音机、电唱机，也买来藏量丰富的种种戏剧、音乐磁带，在百事繁忙的空隙休息一下，放松地听听这些唱片和磁带。

　　为了能给毛泽东及时提供周到的服务，工作人员将唱片、磁带编号，制作了目录，并在目录上用特定的记号标明毛泽东常听的剧目，有的还写明了内容提要。

　　相声，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种曲艺。一次晚会上，侯宝林、郭启儒合说了一个新段子《婚姻与迷信》，毛泽东听后开心得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毛泽东对另一位相声演员马季也非常喜爱。1959年至1963年，马季所在的广播说唱团经常去中南海演出。毛泽东最喜欢听马季表演的两个段子，一个是揭露江湖医生骗人伎俩的《拔牙》，一个是张述今创作的《装小嘴儿》。1963年马季下乡到山东文登县进行创作，写出了三个相声段子：《画像》、《黑斑病》、《跳大神》。毛泽东知道后很高兴，说：“那好，演一演，我听一听。”看完演出后，他还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