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的清源山,父亲当了斋公,掩护妹妹贺怡在吉安附近进行地下工作和游击活动。红军打开吉安以后,妹妹安排在特委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亲还未参加革命工作,仍住在清源山,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的人。”
贺自珍从道理上明白,当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十分必要,应该安于这个平凡、琐碎的工作。但是,她的认识却不是那么坚定、那么心甘情愿,曾经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她是个好强的人,看到有的女同志独立工作,干得很有成绩,或者在学习上有很大进步时,她是既羡慕又懊丧,觉得自己作了重大的牺牲,埋怨毛泽东不培养自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她:
“你别以为只有上前线才是锻炼,上学才是提高。搞后勤工作同样锻炼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许多军队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进过军事院校,他们带兵打仗,同样干得很出色。”
贺自珍终于安下心来了。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32年,她一直做这个工作。在井冈山时期,她为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到了中央苏区,她又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文件。同时,她又兼做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对于她这种牺牲自己的志趣,默默无闻地把青春贡献给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这种革命的情操,并不是革命队伍里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不时地有人说一些闲言碎语,把她看做是一个赋闲的人,无所事事的人。对此,贺自珍是有过痛苦的。如果她不是处在如此特殊的地位,具有如此特殊的身份,她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从她早期在永新的革命活动,不是可以看到她是一个多么有胆有识、有组织能力的女子,巾帼并不亚于须眉。多年来她是多么向往这种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啊!1930年,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中央。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面命令红军攻打长沙,一面要求组织妇女团。当时成立了两个妇女团,贺自珍被任命为一个妇女团的政委,康克清被任命为团长。她们在陂头还办了一个妇女军政训练班,训练妇女干部。贺自珍当主任,曾碧漪任教导主任,康克清是军事教员。当时贺自珍非常热心于这个工作。但这是“左”倾路线的产物,随着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妇女团成立不久就解散了。贺自珍又回到原来的秘书工作岗位。1937年,她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之所以那么坚决要求到苏联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希望学习提高,能够独立地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这当然是以后的事情了,但这种思想,从她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时起,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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