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对于毛泽东同志来说，是一个异常忙碌而紧张的季节。12月7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极大地壮大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队伍，也使新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同志，需要考虑和处理的问题更多了；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在西安断然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如何妥善处理“西安事变”这件令全国乃至世界震惊的大事，立即摆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面前，国内革命战争由此便走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关头。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一起抗击日寇的侵略，更是毛泽东需要运筹帷幄的头等大事。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内部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1936年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对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阴谋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其矛头本来只能对准张国焘，但在运动中有的人却采取了极左的搞法，使不少原张国焘部下的指战员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和批判。因此，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当时刚刚30岁的许世友，可谓血气方刚，性烈如火，于是第一个站出来大唱反调。他还串联了一批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红四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军官，观察了周围环境，进行了秘密策划，决定从红军大学北门城墙根下的水沟里爬出去，重返大巴山打游击。
当时的延安，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为正批得如火如荼，突然出了这样一件大事，岂不是火上浇油？
正当许世友等人在密谋逃跑之时，其中曾参与密谋策划但已幡然悔悟的王建安，却秘密将此事报告了中央。于是，由中央保卫局局长周兴亲自率领中央警卫团，在傍晚过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红军大学，逮捕了许世友、洪学智、陈锡联、詹才芳等三十多名红军将领，作为“反革命武装集团”全部投入了监牢。
许世友作为这个“反革命武装集团”的首犯，自然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他被戴上脚镣手铐，轮番接受审讯。
熟悉许世友的人都知道，打起仗来，他是一员从不畏死的猛将；喝起酒来，他是一个连命都不顾的角色。他嗜酒如命，日日离不开酒，酒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不仅见不到一滴酒，还成了一名披枷戴锁的囚犯，连行动自由都没有了。他像一只关在铁笼子里的猛虎，烦躁不安，经常暴跳如雷。而且，他把这一切灾难，全部归咎于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每当烦躁或审讯之时，他就故意大骂毛泽东。他认为，自己骂毛泽东，审讯人员一定会向上面报告，也就必然会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激起毛泽东愤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反正是死，若能如此轰轰烈烈死去，自己就不枉到这世上走一遭了。
此时，毛泽东同志正为如何妥善处理“西安事变”而苦苦思谋。当他得知以许世友为首的“反革命武装集团”以及许世友在牢房里的表现后，十分震惊。
一天上午，毛泽东同志把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批判张国焘运动的组织者凯丰、延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等同志召到了他的窑洞，详细听取了他们对“反革命武装集团”的情况汇报。
董必武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自对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陈锡联等人分别进行了审讯，也与后来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进行了谈话。根据对所掌握的大量情况分析，他认为，这些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红军中高级将领，之所以串联逃跑，主要是对批判张国焘运动中有的人没有把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指战员和阴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严格区别开来，把他们也当成了批判打击对象，对这种严重扩大化强烈不满，并由此产生了逆反心理，导致了过激情绪愈演愈烈。但是，他们都没有和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进行联系。他们心里并不是要反对革命，反对党。
听了董必武等同志的汇报和分析，毛泽东的神情很不平静，他来回踱着步，一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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