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舒同调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不仅要坚持练字，为机关书写招牌，满足指战员的求字愿望，而且还要练习公文写作，以适应革命斗争宣传的需要。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校牌。此时毛泽东正在忙于撰写《实践论》，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一军团的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我很欣赏。”就这样，舒同奉命书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写了大门左右两边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从此舒同的名声便驰誉全党全军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早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就经常看到舒同发表的消息报道、时事评论、诗歌散文等各类文章和作品，所以在江西时曾对舒同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红星报》上读过你的文章，像你的书法一样，写得很好啊！”后来在延安，在一军团司令部看到舒同用小楷写的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又大大赞赏了他的文采与功底。

　　1937年，舒同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后又调到延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职，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因而当时党内和军内一些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起草的文件，语言精炼准确，文采飞扬，深得周恩来、朱德的赏识。有一次，毛泽东在总政视察工作，当谈到我军干部自学成才时，兴奋地说：“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他的东西一半是过去的，一半是自学的，而胡耀邦完全是自学的。”

　　舒同荣获“党内一支笔”的雅称，许多人认为是指书法，其实毛泽东是指文章。舒同的文风受毛泽东著作和讲话的感染，极具气势，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非常深刻。如1939年9月17日，舒同在《抗敌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共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又如后来他在“文革”中横遭林彪的迫害，写了一篇震惊世人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专案组的迫害者们，值此专案审查第二个新年，我祝贺你们在专案审查方面——不，在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完全不顾事实根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把一个经过42年长期考验的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祝你们在捏造陷害事业中，创造新的奇迹。”舒同的这种文笔，与毛泽东早年的文笔，何其相似尔，因而赢得许多人称道。

　　源自翰墨情结，济南共探书海奥秘

　　1954年，中央调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济南视察，一天晚上与舒同长谈书法直至深夜。舒同汇报他练写草书“蛇”字时说：“我在少年时代，多次冒险进山，仔细观察蛇的行（走）、游（戏）、卧（眠）、攀（登）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毛泽东说：“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这点你做到了。你这种认真琢磨的独闯精神，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我喜欢收藏你的字。有人说舒体字是‘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也有的书法家评价你的字体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如牛，筋骨涌现。’这些我都同意。”

　　1959年的一天，舒同陪毛泽东去看郊外一座古寺，那里有一些古人墨迹，两人又侃谈起来。舒同问：“主席，您的书法墨宝，中国人到处都可看见。您把草书艺术推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堪称中国近代狂草第一人。”毛泽东沉思后回忆道：“我练字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