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他在做了一番考察之后,于1951年在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承认了毛泽东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1946 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10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只身去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并签订了停战协定。紧接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梁漱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以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为实现和平后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建设筹划。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一时间,不少人颇为乐观,一些人十分热衷于能在今后的中国实行欧美国家那样的多党政治制度。
对此,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于是,他想到了中国共产党,想到了毛泽东,想再赴延安考察。
主意已定,他便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到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首先迎上来同他握手,除他早已认识的张闻天外,毛泽东又向他介绍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兴冲冲地讲开了。他说:
“谢谢各位中共的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现在重庆情势很好。国共领袖蒋介石先生和毛泽东先生亲自谈判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政协会议顺利召开,有了五项政协协议,各党各派的代表劲头很高,社会各界反响亦好。但中国今后将走什么路呢?……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我本人从年轻时开始,也曾一度欣赏和赞同西方的宪政制度。但面对中国的现实,在大家谈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却发生疑问了。
这疑问源于中国的现状,其特点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主要是经济建设落后,生产水平低下,与生产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老百姓贫穷、文化落后。而这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正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但是,要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则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而专心致志搞建设的政府,确立一个统一的建设方针,一口气搞它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经济建设。而不是两党轮流执政,互相攻击,你上我下,各搞各的。那样,中国的政局则势必不稳,不可避免要顾此失彼,统一的建设方针无从谈起,想一口气搞建设也就不可能办到。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都答不上来。……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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