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毛泽东将其批转全国,认为应当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方法,特别指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指出:“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
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可是,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的王观澜,分工负责抓反右派斗争。他凭着革命的经验和对部内干部队伍的了解,根本不相信每个单位都无例外地有百分之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结果,中央农村工作部只勉强走了一个“右派”(经复查,这个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纠正)。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
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并起的“大跃进”年代,王观澜随邓子恢到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当即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合当前科学水平的。”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他同样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
王观澜几十年搞农村工作,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当他知道由于“三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恶果时,便提笔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
几天后,他得知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的信表示感谢。这让他从中看到了党的希望,兴奋得几夜睡不好觉。后来,中央对这一时期工作上的失误又作了自我批评,调查研究之风随之在全党兴起。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到残酷迫害,后于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获得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他虽年逾古稀,但仍积极到农村做调查研究。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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