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在被免除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后，他又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不久，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上，王观澜同这位新任部长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与“统战区”的区别问题引起的。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主要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它同那些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被国民党控制的“统战区”有明显区别，我们党的工作也应因地制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这两种地区混同，必将导致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工作要求的降低，这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

    六中全会后，王观澜到绥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绥德特委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报告。此后不久，王观澜又根据六中全会精神，起草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纲。在取得边区党委同意，又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后，他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以上统战部长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半天的报告，分析统一战线的现状，阐述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本质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

    王明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王观澜这个报告。没多久，王观澜到毛泽东处正巧碰上王明。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王明支吾着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笑着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以中国革命领袖自封的王明，对于王观澜公然地同他唱反调，心里十分不舒服。这个善于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档、时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又勾结在一起，找王观澜的茬子。他们调阅中央档案，没有找到什么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所谓“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王观澜闻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找到王明，当面责问：“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一见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观澜便又去找康生。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吃饭，殷勤招待；一面回避问题。结果，还是毛泽东得知后进行干预，直截了当地说：“王观澜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只好就此作罢。但是，王明、康生当时终究还是两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有些人还是不敢得罪他们。因此，风波过后，已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宣布过的由王观澜担任边区党委副书记的决定，实际上被搁置起来。

    这是王观澜一生中第三次受到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斗争中，王观澜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人的有力支持。他根据陈云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王明之流的诬陷与迫害，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担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萧劲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员。毛泽东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党委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

    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关于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王观澜多次明确指出，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