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观澜生命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气来，采取有效办法，同死亡作斗争。毛泽东的话，让他更加振奋起来，下决心不辜负党和战友们的殷切希望。虽然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但他没有任何慌张和焦躁情绪，而是保持镇定和乐观。几个月后，他的病终于又开始好转。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渐渐复明。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铁鏊子送给了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在当时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毛泽东、李富春还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给他送去，使他极弱的身体逐渐得到恢复。

    1946年秋，王观澜又开始练习走路，从室内走到室外。当他汗流浃背地登上一座黄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陕北山野的清新空气时，他禁不住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1947年4至7月间，康生带领工作组到晋绥的临县郝家坡搞土改“试点”，大搞极“左”的一套，影响很坏。当时王观澜住在兴县张家湾村养病。听到群众的强烈反映后，他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把驻村工作团主任姜宝箴叫到床前了解情况。他气愤地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也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要学习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篇文章。”

    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泽东已过黄河，就让妻子徐明清赶到蔡家崖，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听后激动地说:“把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派到农村去，名为锻炼，实为害人。”不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一次明确指出了前段晋绥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并在讲话中肯定了王观澜关于土地政策的正确意见。

    毛泽东将王观澜关于农村问题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主要负责农业工作，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春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54年秋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积极引导农民逐步组织起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前进，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的方针，工作卓有成效。

    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的缺点和偏差。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认为，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应该按中央原来的设想稳步前进。王观澜支持邓子恢的主张，结果与邓子恢等一起被指责为“右倾”、“小脚女人”。

    1956年四五月间，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南下浙江，以临海、嘉兴两县为重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以临海县的农民为例算了一笔细账，指出临海农民每人实得原粮比上一年减少了，而浙江2000万农民平均每人所得比临海县还低；浙江农村副业和土特产值都有下降趋势，而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30%至80%以上，单就生猪一项来看，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他认为，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不富裕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