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我国的“乒乓外交”堪称范例。1971年春,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时,中国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绝缘了6个年头,外界要求中国乒乓球队重返世界乒坛的呼声日高,甚至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比赛。这次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参加的首次重大的国际比赛。正是这次参赛,在外交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这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国际形势仍很严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中国接触,但尼克松和美国政界人士仍频频表示“不放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中日尚无外交关系,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在日活动猖獗。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不参加第31届世乒赛。
大赛前夕的1月29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对会谈纪要文本草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2月1日在北京签字。随后,组成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向第31届世乒赛组委会报名参赛。3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3月14日晚,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
当时,体委内部又出现了去与不去两种不同的意见,而且不赞成去的还占了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解释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乒赛。”他边说边拿起笔来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比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3月15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照办”,“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至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大大震动了世界乒坛。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与世界体育界隔绝多年的中国运动员遵照毛泽东倡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泛开展“乒乓外交”。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球艺和友好态度广泛影响了各国运动员、日本各界人士和各国记者。其中,庄则栋等与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而且,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4月3日,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4月4日,周恩来将加注了意见的报告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压到不能再等的6日,可见毛泽东是多么慎重,经过反复的考虑,才将大致同意周恩来意见的批复退给外交部。这天下午4时30分,中国代表团接到了外交部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运动员接触的消息已在当地传播开来,并且引起了西方新闻媒介的普遍关注,甚至连正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二十四大的新闻都不如这条消息引人注目。
深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正在阅读新华社摘编的反映世界各国动向的“大参考”,他也被西方新闻媒介连篇累牍的报道所吸引。当他看到不久前庄则栋同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的简报后,就提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同国内的电话联系由每天2次增加到4次,以便及时掌握动态。
当时,在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节骨眼上,对于是否马上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问题,毛泽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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