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然已批准出版《柳文指要》，但康生却不愿该书出版，所以一拖再拖。大约到了1970年，中华书局已将《柳文指要》排版，此时康生又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当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就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士钊在信中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并强调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柳文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随后，毛泽东批转康生研究处理。康生明白，即使自己不同意，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

　　1971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召开出版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到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这时中华书局的编辑大部分还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原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已被迫退休，并以战备疏散为由勒令他全家迁往四川江油他儿子处。章士钊提出建议，要原文学组负责人徐调孚当《柳文指要》的责任编辑。于是，徐调孚又被临时调回负责此书的编校工作。这次重新排版的《柳文指要》，改用了三号仿宋字，印成十六开特型本，于1971年9月出版。全书分“体要之部”四十一卷，“通要之部”十五卷。该书比1966年的送审稿又略有修改，增加了“通要之部”第十五卷。至此，这部牵动中共高层领导关注的《柳文指要》的出版已尘埃落定。

　　90岁高龄的章士钊在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曾坦言道：“柳文重发光艳，始起于1949年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向他介绍了章先生的《柳文指要》，并赠送同来的美国国务卿弗里曼一套做纪念。周恩来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