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用了大半生的余暇研究柳宗元，在晚年写出了约一百万字的《柳文指要》。这种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别说是出版，就是保存下来，也是很难的。然而《柳文指要》却出版了。怎么会出现这种异乎寻常的事呢？这得归功于毛泽东的关照。

　　毛泽东从酷爱古文而延伸出《柳文指要》情缘

　　《柳文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即按照《柳河东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编次，从评论、考证、校勘等几个方面，逐篇加以探讨；下部是“通要之部”，是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对政治、文学、儒佛的关系与影响，是一部系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著作，并涉及柳宗元的政治实践和他在文、史、哲诸方面的思想，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以韩柳为对比，竭力表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还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了详尽分析。章士钊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有关的论著，加以介绍和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对唐朝永贞政变也作了评论，充分肯定了王叔文等人的政治主张。由于《柳文指要》为研究柳宗元提供了重要线索，故毛泽东称它为“解柳全书”。

　　当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对章说自己也爱读柳文，请章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毛泽东一生不但酷爱古文，而且对其作者的世界观、阶级性有着鲜明的见解。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因为韩愈书的善本极贵，毛泽东于是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那时，毛泽东每天早晨都诵读韩文。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曾写道：毛泽东读韩文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部意义，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然而与韩愈文章比较起来，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柳宗元的文章。他认为，柳宗元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在为《天问》而作的著名《天对》中，大胆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为“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无功无作”，“非余之为”，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还以无神论的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对那些经宗教迷信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在许多论文中把自己无神论的历史观作了系统的发挥。毛泽东不但赞赏柳宗元反对韩愈的文章，而且还称赞文史学家扬柳抑韩的论著。也许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有着相通的评价倾向，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兴趣。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桃杏之情”

　　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柳文指要》上、下部的初稿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读后对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并认为它写得不错。于是，6月26日，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一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7月18日，在毛泽东通读了《柳文指要》上、下部后，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事宜。毛泽东在信中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一天，毛泽东还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指出：“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信中所说的“高二适先生一文”指的是时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发表在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

　　毛泽东在逐字逐句通读《柳文指要》的基础上，还对其中的错别字进行删改，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书稿这样写道：“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敝。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较而特显其壮大，即不多论。”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就文学谈文学的评价，特意删掉了其中的“永远相持于不敝”几字，把它改写成为“大言小言，各适其域，推之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国中将无人焉，不能参与文治光华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相随而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毛泽东不仅把文学的评价与政治经济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也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而这一点正是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所缺乏的。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阅读，并附信一封。信中指出：“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被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8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的方苞开创，经刘大櫆、姚鼐等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等人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章士钊的自我检讨

　　12月5日，康生读过《柳文指要》后，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康生最后写道：“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出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意见后，又致信章士钊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只是把信封上“请交主席，康生寄”中的“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此举说明，毛泽东并不完全赞成章士钊对柳宗元的评价方法。后来，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会有不足之处，并在全书的总序言里写道，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从一开始就支持公开出版《柳文指要》，期望它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文史哲诸方面的争鸣，因此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不过就在《柳文指要》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准备出版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5月10日，章士钊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信中还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新检查。”

　　当毛泽东看到章士钊在信中自我检讨所说的“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便在其中的后半句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上“此语说得过分”的批注。针对章士钊在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划了一条竖线，并写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章士钊在信中还写道，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毛泽东看到这里，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鹰惩”旁又划了一条竖线，并批注道：“何至如此”。章士钊在信的结尾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章士钊断然拒绝康生修改全书的意见

　　毛泽东读罢此信后，于1966年5月17日批示：“刘、周、邓阅，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刘、周、邓，就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柳文指要》的出版暂时搁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