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读《明史》，圈注颇多。这些圈注，反映了他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体悟。他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的“靡不有初”四个字，就说明了这一点。

　　杨爵，陕西富平人，以极言进谏著称于当世。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中进士后，他在“行人司”供职，其间曾出入湖南、河南、山西等地，亲身体验了老百姓“提筐操刀，割取路边死尸以食”的悲惨生活。于是，他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之礼尽行于今日，有何补救百姓之饥饿者。”他希望嘉靖皇帝能够体察民情，悯恤百姓，从而使国家稳定，百姓安康。即位时间不很长的嘉靖皇帝采纳了杨爵的建议，开仓赈济百姓。杨爵也因敢于进谏在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被擢升为监察御史。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嘉靖皇帝就把原来治理国家的一番壮志丢在了一边，开始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以致政治日益腐败，人心危乱，国家趋向衰落。目睹了嘉靖皇帝演变过程的杨爵，沉痛地进谏说：“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他仍然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嘉靖看到杨爵的上疏后却勃然大怒，将其逮捕入狱，打得“血肉狼籍”，几乎死去。

　　读到这个地方，毛泽东批了“靡不有初”四个字。“靡不有初”，语出《诗经·大雅·荡》，是召穆公斥责昏庸无道的周厉王的一段话：“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上天生下这么多百姓，他们的命运谁来管？当政者制定的法令，虽然开始多是好的，但不断地变来变去，大多有始无终。所办的事情，往往都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够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靡不有初”的批注蕴含了毛泽东深刻的见解和历史思考。笔者体会，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表明他对嘉靖皇帝个人的批评。嘉靖皇帝前期虽能勤政，但后期却荒废朝政，祸国殃民。毛泽东曾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靡不有初”正是对嘉靖一生行事的评判。

　　其二是表明他对整个明王朝的评判。明朝是在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东征西伐、浴血奋战的艰辛中建立的，前期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励精图治下，尽管政治上也有过不少失误，但还是出现了新的蓬勃气象的。可是到了嘉靖当政的几十年间，明朝统治就开始江河日下了。对此，毛泽东曾说：“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些坏事的积累过程，就决定了明王朝“鲜克有终”的归宿。

　　当然，品评历史本身并不是毛泽东读史的主要目的，他评点历史是以史为鉴，用意是在思考现实。怎样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避免陷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覆辙，做到善始善终，曾经是毛泽东思索颇多的问题。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坦率地提出了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即：“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针对黄炎培的诤言和期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为了防止“人亡政息”，为政者主观上还需要时刻注意些什么问题，毛泽东也曾经进行过非常认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