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视质量建军和正规化建设。根据斗争实际的需要，确定和适时调整红军的编制体制，不断加强人民军队的质量建设和正规化建设，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战胜敌人的重要组织保证。要一面打仗，一面建军。要注意精兵，一人当作二人用：一弹当作二弹用。第一要强，第二才是大。只有既精而又大的军队，才有坚强的战斗力。只有部队质量的提高，才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最基本的办法。提高干部质量，是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基本条件。要学习政治，研究军事，发扬优良传统，加强正规化建设，统一思想和行动，才能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八、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优良传统是革命军队在长期作战和建军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无形的力量。它构成革命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坚强战斗力的基础。要防止受坏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不断同封建关系(同乡、亲戚、行会)、军阀习气、官僚作风、商人习气、利己主义、政客举动等恶习作斗争，才能将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起来，并将新的传统创造出来。《文选》内容丰富，涉及到人民军队建设的许多方面，不仅是项英军事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实录，而且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选》的具体论述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其基本精神和光荣传统仍然没有过时，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加强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选》的正式出版发行是对项英革命业绩的充分肯定项英在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是一位很重要领导人，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以致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不知道项英是何许人也?40多年后，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有关党史资料的披露，对项英的评价才逐步向客观、公正方向发展。 1982年，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在组织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时，笔者应邀担任《项英》条目撰写人，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档案馆，跑图书馆、阅史料，走访知情人，查到与项英有关的大量文南资料。在搞清与评价项英至关重要的皖南事变的资料时，发现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前对形势分析和决策方面的一些文电，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行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8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二天，中央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去第三战区同顾祝同谈判时，提出以阻止汤恩伯反共大军东进为北移的交换条件，并指出这是“第一位问题”(同上书，98页)。随后又提出要开拔费、要弹药。结果到最后都未实现，这对北移时限不会没有影响。又如在11月21日电报中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  步”(同上书，101页)。从上述文电中可以看出，中央此时只注意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而对其反共阴谋估计不足，结果是蒋介石并未与日本妥协，却发动了大规模反共的皖南事变。再如，中央在11月30日电告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在提到皖南部队北移时又指出：“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同上书，105页)。当蒋介石于12月9日发出限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全部移江北的手令后，中央于12月14日电告叶、项：“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阻碍是不会的”(同上书，109 页)。从中可以看出，中央对时局的危险性仍估计不足，在此后一段时间没有要求叶、项对北移作最坏的准备，而事实是蒋介石调集8万大军提前下了毒手。还有，中央本来要求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2月底完成北移，可是又于11月21日致电叶、项，称“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同上书，103页)。至12月25日，中央仍表示：“以拖为宜，拖到1月底再说。”  (同上书，116页)。这种走留不定和“以拖为宜”的态度，自然对北移赢得时间是不利的，而事实是皖南事变于1941年1月7日便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