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负责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已于2003年10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的老兵，感到非常高兴和由衷的欣慰。联想40多年来，有关项英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是非评价问题，我在掩卷之余，浮想联翩，并就此谈点个人的拙见。

    《文选》实录了项英参与我党、我军许多重要的历史活动和军事实践。

    1898年5月，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今武汉市江夏区)一个职员家庭，学徒出身。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很早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领导过1920年武汉纺织工人的罢工运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革命领袖。

    1922年4月，项英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先后领导了1923年平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大罢工等著名的工人运动。 1926年9月，在北伐军打到武汉前夕，他被党中央由上海派到武汉，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初，在武汉人民坚决要求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中，他率领工人武装纠察队走在最前列，为广大群众撑腰壮胆，迫使英国政府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对于项英在工人运动中的卓越表现，中共中央在1928年7月29日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称赞项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在白色恐怖中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等职，是中共“二大”代表，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8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 
 
    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项英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曾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先后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离开苏区后，项英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等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支点和革命的骨干力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职，为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项英是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了许多重要文稿。这些文献是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和永泽后世的宝贵财富。《文选》没有收录项英的全部文稿，而是编选了1931年2月至1941年1月期间，项英参与我党、我军重要历史活动和军事实践的文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被中共中央从上海派赴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于1930年12月底到达赣南。此后，项英作为中央苏区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成员，参与指挥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并发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命令和指示，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