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实用性强的工厂外，新四军的文化人也为数众多:范长江、阿英、邹韬奋、贺绿汀都来到盐城，陈毅把他们安置在离军部很近的卖饭曹村，当地百姓管这里叫“文化村”。当时给他们尽可能的优惠待遇，每月发20元或更多津贴，“陈毅总喜欢来探望，和大家一起喝他最喜欢的红薯粥”。“当时文化人最苦恼的不是艰苦生活，而是没有书，陈毅听说镇江图书馆有大批图书转移到了兴化，就让人把书转移到文化村来。”

　　专门的文化村俱乐部也成立了，陈毅经常来参加棋赛，“有时穿长袍，有时穿西装”。贺绿汀常常拉着小提琴唱歌，他唱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围着门口听。

　　范长江经常口若悬河，“他是个外向的人物，因为写了‘陕北之行’被蒋介石追查，他在皖南事变后来到了根据地。”管文蔚回忆。

　　陈毅是个很会做报告的军长，他在做报告时，批评一些战士“嘴里放光芒”。原来是一些家里汇款的战士怕钱不好带，就把钱拿去镶了金牙，陈毅说:“嘴里放亮光有什么美观呢？还不如把父母寄来的钱去买些新鞋袜。”针对一些同志追求上海来的女同志，他说:“同志们不仅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教养。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中等教育。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大家哄堂大笑。

　　1941年，在延安采访时因怀疑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受过毛泽东批评的美国记者汉斯·希伯来到盐城，陈毅为之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并安排他自由采访，希伯对这位戴着墨镜、拿着文明棍的军队首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爱带警卫员，总是在各处逛着，下围棋或者写古代诗文，警卫员追来时，他就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你们还怕我跑了？”

　　希伯在根据地采访了4个月，回美国后，将他的通讯发表在《太平洋事务》上，加深了外界对新四军的理解和同情。

(本文感谢新四军纪念馆文史研究部陈宗彪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