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扫荡中建设根据地

　　1月20日，“皖南事变”的消息通过电台传遍新四军所属部队，新四军苏中二纵队的战士们纷纷把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往地上扔。但是团部的命令传来，要求大家保管好帽徽，不要乱来。当时9团3营营长赵云鹤听见战士在喊:“是不是想到重庆当官啊？”“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感到捡起帽徽很违心啊。但命令必须执行，没等大家分辩，我就进屋了。”

　　当晚，赵云鹤和他的部队接受任务，去解除沿海税务总队的武装。税务总队专门负责盐税，3营化装成国民党的军队，分几处袭击税务总队几个分队，其中一支到税务总队所在地大兰公司，“大兰公司是一处古城堡似的庄园，我们100多个人穿着军服过去，声称是路过的军队，要借他们的地方做饭，才混了进去。”先是伙夫进去，再是部队借休息之名进去，发现税警们正在为过年做准备，“那个大队长正满脸通红地在屋子里敞开怀喝酒呢”。听见部队并不是国民党，而是陈毅派来的新四军，“他一下子就垮了，陈毅在苏北的名字，连日本人听到也害怕”。在苏北，陈毅和新四军另一将领粟裕合作，在当地和日伪军的几次大规模战斗中获胜，“他和粟裕都是爱动脑筋的人，打仗前总是调查清楚对方的兵力，粟裕连对方的汽车几辆都要弄清楚，并且喜欢亲自指挥”。

　　3营接收了税警大队，还顺便吃了顿丰盛的过年大餐。接收税务大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新四军的一切给养被断绝，新四军已无“合法”番号。而且，江苏根据地被敌人分割成多块，战事频繁、敌情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巩固根据地成为第一选择。1941年1月10日，日军又开始扫荡，驻镇江地区的日本第12混成旅扑向被陈毅攻下的江苏黄桥，正在盐城开会的陈毅指挥苏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管文蔚牵制敌人，防止敌人进攻盐城。

　　管文蔚亲眼看见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被炸的最烈的几个地方，东台的城隍庙、大圣寺，都是碎砖烂瓦，要不就是烧焦的门窗，当时炸死的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们在一所破庙组织施粥放赈，敌人又来轰炸，一家米店里面躲着的几十人全部被炸死。”

　　就在这样的扫荡威胁下，曾经中立的“江苏二李”开始动摇。此次扫荡威势不同，一方面是日军的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是汪精卫的伪政权派人前来招降，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出身，很有民族气节，正面表示拒绝;李长江却接受了招抚。“李长江是个老粗，有奶就是娘，当时汪精卫派的是缪斌，秘密会议就是在泰州泰山庙里召开的，十分保密，但还是泄露了。”

　　“李长江的背叛代表着新四军有了近距离的敌人。面对这样的危局，陈毅决定趁日军未到之机，先消灭李长江部队。”林铭纲说。

　　但是根据地建设不是单靠战争决定的，群众的支持反而更加重要。没有军饷的新四军当下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当时苏中地区有些地主，苏北则相对贫困，东台地区的海边小村有时候只有三五家人，家家还供着“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子，当地老农解释说，反正这样总没错。“苏中地区还算富裕，苏北地区的沿海滩涂上几十里没有人烟，遍地长满了蒿子，跑着一些野鹿。”管文蔚回忆他们当时在滩涂上看到的烧灶造盐的贫民，家里的财产就是一头牛，牛死了，就安葬挖坟，当地的人几乎是化外之民，有人还穿着鼻子，脚戴着金属环，烧盐为生，广种薄收。“看着我们国家穷到这种地步，实在难过。”

　　在这样的地带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好在新四军里人才济济，当时上海有部分懂财经的人士来到苏北，直接负责制定收税计划。针对乡村地主的温和改革也在进行，行政委员会经过调查，开展二五减租，“抗战要团结开明人士，没有采取极端的三七减租，就是因为不能树敌太多。有些老红军不满意这样的结果，经常来团部争执，但是我们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来说服这些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