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先念同志111周年诞辰。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先念无论是在主持湖北省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还是被调到中央工作，直至担任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都十分重视和关心《湖北日报》的创办、成长与发展，多次为《湖北日报》题字题词，对相关报道予以批示，点滴之间融汇着对《湖北日报》的深切关怀。

　　一封书信解决创刊难题

　　2019年7月1日，是《湖北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日。在修缮一新的湖北日报社史陈列馆里的醒目位置，我们看到了一封早已泛黄的李先念信函。

　　这封简短而珍贵的信函，把我们带回到70年前新中国成立前后武汉那段艰苦难忘的岁月。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炮声，如同滚滚春雷，震撼着大江南北。5月16、17日，武汉解放。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成立，江汉区党委机关报《江汉日报》和鄂豫区党委机关报《鄂豫报》的新闻战士们也奉命分别走出大洪山与大别山，在孝感花园镇进行加强新闻队伍的组织纪律性学习。

　　此前不久，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李先念，被毛泽东特地叫到他住处谈话。毛泽东告诉李先念：“中央已确定湖北解放后，让你回湖北工作。”

　　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和湖北军区宣告正式成立，李先念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的李先念不顾医生劝阻出院，带着随行人员南下，坐火车、乘汽车、转轮渡、过长江，抵达武昌红楼--当时湖北省委所在地，肩负起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新湖北的重任。

　　5月31日，中共湖北省委根据湖北全省即将全部解放及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发出《关于筹备出版〈湖北日报〉和成立新华社湖北分社的指示》，“决定出版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要求“一俟迁入武汉，即可正式创刊”。自此，《湖北日报》开始了艰苦、紧张、繁忙的筹备工作。

　　在极为简陋的环境和诸多困难中，最让人着急的是没有印刷设备，此事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高度关注。1949年6月17日，李先念亲笔给时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件接管部部长潘梓年写信求助。在湖北日报社史陈列馆，从这封已泛黄的信和飘逸的行草字迹中，不难看出李先念对《湖北日报》的关切之情。信中说：“原伪《和平日报》一部转筒机已坏，但可以修理，现仍放在《和平日报》。据说已拨给四野，四野同志谈，他们并不需要。为此，请将此机器拨给省委宣传部，以便筹办《湖北日报》之用。”

　　转筒机拨来后，还差很多零配件。连同其他机器设备，湖北日报社发动工人跑遍武汉三镇，到处拼凑而成。据当时参与创办《湖北日报》的93岁老报人冉中回忆，李先念的这页珍贵手迹，是武汉解放初期曾任《湖北日报》副秘书长的曾言珍藏40年后献出的。李先念亲自出马筹备创办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操持报纸印刷设备一事，充分印证了对《湖北日报》的关怀。

　　两次重要批示改变农妇命运

　　在湖北日报社史上，翔实地记载了李先念先后两次批示一个普通农妇来信、三次见报的故事，在报社内外广泛传颂。

　　这个农妇名叫闵全贵，是沔阳县十区（今仙桃市沔城镇）人。1947年，13岁的闵全贵由表姐做主，许配给一个丁姓人家。1951年冬，17岁的闵全贵嫁到丁家。婚后，两人性情不合，经常吵架闹矛盾。1952年3月，闵全贵向沔阳县法院起诉，请求离婚并拿回陪嫁财物。

　　沔阳县法院以管辖不合为由，将案件转至洪湖县法院。洪湖县法院接案后，将传票转给六区区政府，后来因管理民事案件人员更换，案件积压了半年也没有办理。

　　1952年9月23日，闵全贵请人代笔写信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详细说明了起诉以来的艰难生活和两地法院的答复情况。

　　刚解放不久的湖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李先念每天忙得团团转。

　　但是，这封信还是引起了李先念的重视。他看到来信后，当即批示：“洪湖、沔阳两县法院，立即调查处理，妥善安排和保护闵全贵同志不得遭受意外的侵害，并将处理结果送《湖北日报》公开发表。”

　　很快，10月12日的《湖北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刊登了李先念的批示和闵全贵的来信内容。

　　10月30日，闵全贵收到一纸离婚证书。虽然离婚了，但陪嫁财物并没有追回，她再次请人代笔写信寄李先念。

　　11月23日，《湖北日报》一版头条公布闵全贵的信，并刊出李先念的第二次批示：“闵全贵同志第二次来信反映，洪湖法院仍未合理解决闵的婚姻问题与她的财产问题，必须依据《婚姻法》的原则迅速处理。省法院及司法改革委员会应派人检查，并将检查的结果送《湖北日报》登载。”

　　遵照这一意见，省有关部门随即组成工作组，深入沔阳、洪湖两县调查情况，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配合下，耐心细致地做通丁家人的思想工作，闵全贵离婚案终获公正圆满解决。1953年1月8日，《湖北日报》在突出位置刊登了闵全贵写给李先念的感谢信、省工作组《关于洪湖、沔阳两县法院处理劳动妇女闵全贵离婚案件经过的调查报告》及《解决妇女闵全贵离婚后带回财产问题的经过》、洪湖县法院《对闵全贵离婚案拖延不判的检讨》和沔阳县法院《通过处理闵全贵案件来检查我院的工作作风》。当时，承办这一案件的省工作组同志告诉闵全贵：“李主席虽然很忙，但每天早晨都要看人民来信，看报纸上的批评文章，写批语，限期要承办单位处理答复。要是一件事没办好，他就一直追下去，直到完全解决。你的事就是这样。”

　　闵全贵获得了婚姻自主权。1953年1月，她重新组建了一个美满家庭。31年后的1984年7月，在《湖北日报》创刊35周年之际，报社收到闵全贵的一封来信和一张一家十口、祖孙四代的“全家福”，印证了她按捺不住的喜悦和幸福美满生活。信中，她再次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谢已是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湖北日报》对她的热情帮助。

　　一篇重要文章推动批评报道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主政湖北期间，李先念始终注重加强党员和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重视人民来信，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强调对待来信“不仅要看好的一面，而且特别要看批评的一面”。他经常阅看《湖北日报》“读者来信”栏目和《人民来信》简报，以从中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

　　1950年6月1日，李先念在《湖北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几句话》。文章指出：“我们前进中最厉害的障碍物，就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恶劣已极的作风。”他将这样的作风比喻为人身上的“毒瘤”，提出“《湖北日报》就应该尽到高明医生的责任”来医治这个“毒瘤”，“不断地揭发和消减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组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监督”。这些充分体现出李先念对在《湖北日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视与支持。随后，《湖北日报》连续发表了《欢迎与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贯彻到底》的社论，并开辟了“群众园地”专刊和“读者来信”专栏、专页，主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1950年9月21日，《湖北日报》“群众园地”刊登了湖北省政府办公厅的一篇文章：《省政府重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文中说，李先念主席密切注意每期报纸上的批评性报道。每天早上，报纸刚送达不久，李主席就可能打来电话，十有八九是报上又有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需要写信催办。因此，就群众性批评报道而写信催办，几乎成了省政府办公厅新的制度。据统计，在1950年6月3日以后的102天时间里，省政府办公厅就报纸刊发的94篇批评稿，向与被批评者有关的各级政府发出了94篇催办信。而这94篇批评稿，绝大部分刊于《湖北日报》的“群众园地”上。这样的公开批评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催办下，一般在7至10天内，报纸会刊发被批评单位或个人的答复或检讨，由此向《湖北日报》投寄的群众性批评稿件也越来越多。

　　对于《湖北日报》刊发的批评性稿件，李先念还亲自写信督办。1950年7月18日，《湖北日报》“群众园地”专栏刊发了蕲春人民银行两名职员“私将救灾粮贷给地主富农”的稿件。李先念当即给黄冈专署和蕲春县政府写信：“望速查和适当处理，并将彻查结果在《湖北日报》发表。”8月9日，《湖北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刊登了李先念写给黄冈专署和蕲春县政府的信，同时发表了蕲春人民银行对这件事检查处理的答复及有关人员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公开检讨，还配发了短评《学习李主席重视批评的精神，认真把贷粮工作做好》，此事极大地推动了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

　　两次题词体现深情关怀

　　在《湖北日报》发展历程中，李先念多次为《湖北日报》撰写文章，对报道作出批示，为报社题词。无论是1949年7月1日的《湖北日报》创刊号，还是1951年7月1日创刊的《湖北日报》第一份子报《湖北农民》报，李先念都分别撰写了《新湖北的任务》《〈湖北农民〉报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思想指导下前进》，作为其“代发刊词”。